泰山诗文化——中华文化的丰沛源流

泰山积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是华夏历史文化的缩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泰山文化几乎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美的,为何当之无愧地登上第一大名山的宝座?就是因为泰山是历史文化的记忆堆积起来的。泰山是我国古代唯一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历代文人墨客也对泰山仰慕备至,千里迢迢,登山览胜,临景吟咏,作诗记文。泰山成为他们敬仰、推崇、颂扬神山圣山,在他们留下的诗词歌赋中,以诗为最多,这些诗文丰富了泰山的文化内涵。泰山诗歌的作者囊括了:帝王如汉武帝、唐玄宗、康熙、雍正、乾隆等,文人如孔子、司马相如、张衡、曹植、陆机、谢灵运、卢照邻、李白、杜甫、欧阳修、曾巩、苏轼、元好问、赵孟频、宋濂、王士祯、蒲松龄等。可以说,泰山诗歌与中国诗史同步发展,成为一部中国诗史的“缩影”。

□马启代

泰山是不说话的,它本身就是一部大诗。在泰山面前,无论什么人,越是与泰山精神相近的人,一开口都会感到自己的浅薄。所以,我在与朋友的一次访谈中说:“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与‘多重泰山\’的丰富感情”。我生在水浒故里,天性里有八百里梁山泊的浩渺和激荡,是泰山让我知道什么是厚重、怎样叫深邃。它是我人生和诗歌的根部,从1986年始,我就把自己深深地埋在了泰山上。

1988年,我与朋友合出的第一本诗集《太阳泪》成为泰安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到外地工作多年,也从未断绝过与泰山文友的联系,哪怕是我基本搁笔的十几年；2008年,我归来后的第一组诗作《新汉诗十九首》被《泰山》杂志作为重头栏目“泰山论剑”的开山之作,发在2009年第1期的头题,还配发了我与谭践、夏海涛的对话,以及桑恒昌先生的评文,且每一首都曾与岩峰兄有过“两地书”。可以说,关键的时刻,总是泰山给我起步的台阶、给我包容、抚爱与肯定。所以,我诗歌的血脉精神、气度胸怀都与泰山息息相关。今天梳理出的这十九首,是我二十多年来作品中直接关乎泰山意象的一组,它们同时鲜活地记录着我生存和艺术的蹁跹和创痕,是我在与命运砥砺的历程里执迷和开悟的留影。把诗写进石头里,只有泰山最合适。

有泰山在,我知道诗应越写越短,短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我的诗都不长,并不代表我机械地反对一切长诗的写作,只是源于我的个人好恶和禀赋修养,我知道史诗的时代早已过去,史诗性的写作成为真正诗人的自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特别用汉字写作的人,用这么美好的文字去东施效颦是对母语的不尊重,除非个别的天才有那样雄冠古今的能量,用汉字去模仿翻译体是最大的浪费。所以我对长诗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史诗所承载的东西已经被更好的艺术体式所取代,现代社会更需要审美性抒情和叙事来填补智性的不足,而不需要肆意的铺陈和没有目的的解构。故此,我的写作一直是严谨和苛刻的,如果我所获得的诗意不能二次、三次的感动我,我是不会动笔的,那样势必稀解了诗意的浓度。而经过淘汰和过滤的诗情必然不是表面情思的摹写,而要经历二度、三度内在经验和技艺的冶炼,因此,我的诗句往往有过硬的成分,在无法除去缺憾的同时又保留着泰山岩石的质地。我喜欢一石一泰山,一叶一菩提,但任何艺术都是“度”的艺术,孔孚先生的“减法”应是“加法”的反说,如一味“远龙”会让我们什么也看不清。因此我写泰山的诗,很少直接写泰山,又不能没有泰山,而且我力争在十行左右把自己呈现出来,既不“不著一字”,也要风韵流动。当然,我注重吸收先锋艺术的因子,审美是个时代感的命题,只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统一的艺术才是历久弥新的艺术,但诡异的是,我们只能拥有当下的写作,这是难度,是考验,也是我们的宿命。在这组作品中,最长的19行,最短的三行,我是想说明,大的力量大多来源于小。泰山不算高,不算大,但能站在群山之上,成为五岳独尊,与体型关系不大。我知道泰山自己是不骄傲的,也不与任何山争高下贵贱,因为它内心足够强大。

有泰山在,我知道诗应越写越慢,慢到气定神闲、开合自如。有人说,文学是慢的艺术,我说,诗不应有外在的速度,其实道理一样,看你怎么理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生长几毫米的泰山和喜马拉雅山都是慢的。诗歌不是风,诗歌是风走后沉淀下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中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的那微乎其微的一点点盎然生机,是那些经历了大灾大难而活着的梦想。慢要经历与快的比赛,这个比赛与世界上其他任何比赛不同的是比慢不比快,而且这是个不经意的过程,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作家才会深有感触,不然会被他人视为笑谈。这当然是一种历练,甚至被称为煎熬,然而,所有成熟的东西都是历经煎熬出来的,自然界中,甜是这样,香也是这样,都要经历大黑大白,大寒大热,生生死死。我在诗中说:“就是这样,我和你都被逼成了哲人/我愿意把一颗心借给你用/然后换上你的那一颗:沉静,安然,坚硬”。这话,说的有点大,甚至不自量力,不过泰山是听得懂的,因为我的感悟来自于它。只有心静如水,不是,桑先生说要心静如潭,才有静水深流,才藏得下天下万物。一块成精的石头,需要五百年日精月华的浸润,何况一个七情六欲的人、一具每个细胞都争着吮吸天光的肉体?更何况,我们的汉字被强行喂养了许多世俗的、意识形态的毒素,需要我们清洗、擦拭、保养、呵护,重新唤醒它的灵性和表现力?从这一意义上讲,优秀的诗人是天才的发掘者、发现者、护养者和使用者。这一切需要时间,是时间的过程,因此有人说诗歌是时间的艺术,但中国汉字的时间里都包含着宽阔的空间感,赋比兴就是典型的空间思维方式,言象意为其提供了通向审美意境的重要通途,这是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维度。西方到了福柯、列斐伏尔和索雅才专注于空间的研究。而空间的转换给现代艺术带来的革命性刺激,本来就潜隐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我们有时太慢,愚钝了,有时过快,忽略了。所以,真正的慢是积极的写作艺术,是不停的探索和变化。我想我的诗给了我肯定的答案。

有泰山在,我知道诗应越写越虚,虚到胡说八道、谎说成趣。有人说诗应贴近生活,表现底层,这是没有错的,这些只是表明了诗的一个维度,而不是所有维度,更不能说成是诗的唯一或最正确的维度。任何艺术都是无法用言语说清的,也是无法用言语沟通的,只有用精神和心灵。在各种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的“虚”是它唯一存在的优势,也是人类最最需要它的理由。诗歌就是最“虚“的艺术,谁要是不承认,谁就是言不由衷,或词不达意。泰山在前,我们知道,“虚”是飘渺的云雾,是美轮美奂,是真真切切,而“虚”的后面是山的存在,是扎根大地的博大和稳健。我曾说过,泰山需要和它一样的气魄、胸怀和灵魂的人,我们通过修炼,才可与泰山深层次交流,泰山是寂寞和孤独的,我们住在这里,可以彼此对话,互相提升。因此,泰山对于我来说,有时只是我心中的样子,它每天都不一样,它仍然是我必须面对的精神图腾。要想在艺术上有大成,必深悟从“虚”之道,化而用之。从我二十多年来写给泰山的诗看,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诗学意义上,我是不自觉地丰盈了“泰山”这个母意象的,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意象体系。在199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启代诗歌精品鉴赏》(此书2006年再版)中,我有一首《泰山》的诗,把泰山比作“古坟”,被称为“新的创造空间”(刘成友)和“奇绝的哀歌”(刘桂传),是自省和反思之歌,并非对泰山的否定和亵渎,而是含有对“泰山”式因循守成的自省和批判,前人从没有这样思考和表现。“虚”要建立在“实”之上,是超越和引领,是对大地的悲悯和对众生的关怀,是对时代痛苦和荒谬的正视。我曾在一次诗会上讲,艺术不是胡编乱造,而是胡说八道,这是境界,“虚”的境界。在这样的时代,泰山需要我们传达出低低的哭泣和隐吞的呐喊。请看我的诗句:“除了黑,诗中还抖出时间吃剩的雪花”、“一进来,赶来的山风,迎面抱住了我的灵魂”、“从前世看今生,我是背负十字架的商人”……

在我的潜意识里,泰山所给予我的滋养,一如宗教之于圣徒。我知道自己的精神原点就在泰山,因它的厚重而不漂移；我知道泰山给了我定位,使我心游万仞而不偏离坐标；但我更知道,泰山是我的,但我不会据为私有,我会把我的泰山移植到我的作品中,让它属于全人类。所以,这些诗,无论反思性诅咒、赤子性赞美、还是孤苦无助时的哀鸣,都是我在不同境遇、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说出的真话。

泰山无言,而我饶舌,好在诗存,剩下的让文字自己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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