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甲凡打我记事起妈妈就经常害牙病到她岁那年实在不行

刘甲凡

打我记事起，妈妈就经常害牙病，到她48岁那年实在不行了，只好全部拔光镶了全口假牙。妈妈说，生我哥哥是在冬天，她坐月子时，赶巧奶奶也卧病在床，她渴了只能到水缸里舀水喝。妈妈知道，女人坐月子最忌讳的是身体受凉和饮食生冷，水缸里的水实在太凉了，妈妈就把水在嘴里含一会儿再吞下去。可防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就这样，硬是生生把一口好牙糟蹋了。妈妈说，那时要是有一把热水瓶就好了。

可当年，我们村趁热水瓶的人家几乎没有。事实上，家家户户也没有多余的柴草烧水喝，都是在水缸里舀起半瓢水，咕咚咚喝下去。即便到了冬天，充其量也就在烀地瓜的锅里熥一乌盆热水，饭后每人一碗。前街有个老杨爷爷，是从泰安过来的铁匠，经村里人撮合，到寡居的三奶奶家“拉帮套”。每逢吃饭时，他总是把一个地瓜用筷子在碗里捅碎了，舀上半碗凉水一搅和，就成了一碗地瓜稀饭。他端起来呼隆隆就扒进了肚子，用袄袖一抹嘴巴，拿“西府来子”腔吼一嗓子：“过瘾哪！”他这种另类的吃相，一直到分田到户才结束了。生产队那阵子，喝凉水那是再习惯不过的事了。在大田里干活渴了，随便在山沟边上扒一个水湾，再往水里吐一口唾沫———只要唾沫“唰”一下散开了，就说明这水能喝。不知这算哪门子理论，反正是跟爷爷那一辈学的。等水清了，就双膝跪下、双手撑地、撅起屁股，和老牛饮水差不多，“咕咚、咕咚”一气喝他个过瘾。后来，我们有计划地挖了好多处这样的水湾，周边砌着石头，留一个小豁口，一年到头，清泉涓流。于是，从春种到秋收，我们随处都能喝上甜甜的山泉水。

记忆中，村里常年喝热水的，只有一个老爷爷。听村里人说，他儿子在北京当了官，每个月按时捎给他20元钱，他是村里最有钱的人。他有一把烧水的壶，叫做快马子。他每天在自家门口的大槐树下，用几块石头把快马子支起来，把劈得细碎的小木块烧得旺旺的，时候不大，水就沸腾起来。看他把热水倒进小茶壶里，双手捧着，吮着壶嘴小口咂摸着，很享受的样子。可是，他家应该也没有热水瓶。我咋知道的？那次，邻居五伯家打发闺女，在哈尔滨的姊妹捎回一把花铁皮热水瓶，五伯就给闺女当陪嫁了。这件事让这位老爷爷知道了，就说了好些五伯很不愿意听的话：“烧的！败家子！比我还有钱么？！”

识字以后，我喜欢看大姐姐的初中课本，还记得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最后那段有这么几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打那时起我似乎知道了，妈妈和乡亲们家里为什么都没有热水瓶。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我们这一拨年轻人结婚时，婚房的橱柜上要有一架座钟、一对帽筒、一个搪瓷茶盘里放一把茶壶和四个玻璃杯，还要有一把热水瓶，这一套就是当时最时尚的摆设了。那时候，牟平百货商店把热水瓶摆在一楼的货架子上，一把花铁皮热水瓶的价格是6块3毛钱。我结婚前去打听过，凭票供应，不随便卖。后来，只得写信让我小姨从大连带回来一把。我三舅哥比我早一年结婚，他橱柜上的热水瓶只有塑料壳，里面没有玻璃胆，名副其实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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