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魔影”之说来龙去脉 勾勒“国山”民族文化认同过程 永不止步“国山”路 “国山”论的丰富与发展 ——浅读周郢续纂《泰山国山议》

泰山学者周郢先生续纂的《泰山国山议：文献校释与学术新诠》面世之前，鄙人已经有幸先睹为快，该书2013年12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后再次拜读，愈感此著不仅对易君左先生上世纪30年代所撰《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一文的勘校准确无误、严谨精到，而且学术新诠见解独特、别具一帜。续纂作者站在当代全新的学界高度，纵贯历史深处，横切文化剖面，广征博引，穷原竟委，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国山论”，堪称一部弘扬大泰山文化的扛鼎力作。

文献校释丰富原著

易君左、王德林先生所撰《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一文，初刊于1933年《江苏教育》杂志第2卷第1—2期，同年泰安县立师范讲习所翻印为单行本。在传播的过程中，难免出现错漏谬误，且原文引证缺少注释，普及阅读存在一定难度。周郢先生的新作首先对原文作了细密勘校，订正了错谬，还原了此文的本来面目。同时《笺注》45处，对原著需要说明的地方，一一作了详解，从而丰富了易文的内容，拓展了读者的视野。

例如，易文开篇中标举日本富士山信仰，又于引题中大书“用泰山的精神消灭富士山之魔影”，明确将富士山列为泰山之对立面。然而原著作者却没有解答隐藏在这一“深刻大书”背后的文化内蕴。周郢先生在《笺注》（3）中对此作出了详尽阐释，揭示了“魔影”之说的来龙去脉：此说缘于近代日本的“异化富士山”——当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后，富士山崇拜被利用为宣扬“八纮一宇”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周注举出了日本近代诗人本田种竹的《登岳》全诗：“振衣长啸此峰头，我欲吹箫驾玉虬。地拥三邦开大麓，天留八柱壮神州。山河积气苍茫合，日月沧溟漭荡浮。十二万年云变灭，人间回首似蜉游。”证实近现代日本人所持有的侵略扩张情结。对于这首诗的内涵释义，周注又引用了当代学者唐千友所撰《日本汉诗中的富士山形象研究》一文中的一段话：“本田种竹诗中的‘地拥三邦\’昭示着侵略者已经染指中国台湾、琉球和朝鲜。而从‘天留八柱\’（富士八岳）中我们感受到的也已经不再是佛教莲花座的宁静与祥和，而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目空一切与杀气腾腾。富士山已经异化为侵略者自我吹嘘、自我壮胆的道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国主义的政治操弄异化了富士山。”至此，对易文“魔影”之说的背景注释已经明白无误，但注者并未就此打住，而是引伸开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判了日本学者田中逸平的所谓“富岳泰山同脉论”，指出了此谬论的荒诞怪异和不能成立。

这一《笺注》，不仅将易文“魔影”之说的背景解说得通体透明，不存疑虑，而且使读者大开眼界，增长见识。其他44项《笺注》亦是如此纵横捭阖，详尽明了。更为可贵的是，周注还考出了林传甲《大中华山东地理志自序》对易文的影响，并首次引用了《蒋介石日记》中的泰山资料和新发现的蒋介石泰山题词手迹等等，令人耳目一新、贯通古今。实事求是地说，周注极大地丰富了易文的内容，使原著焕然一新，更具深邃文化意义。

文化述论见解独到

众所周知，中国“国山”之名起源很早，但怎样形成国人的文化共识，却鲜见历史文献阐述。周郢先生在续纂《泰山国山议》一书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见解独到的文化视角，述论“国山”之议的渊源及其形成因由。

应当说，周郢先生是继现当代学者易君左、季羡林、任继愈、杨辛，作家老舍、贾平凹及旅游策划专家王雷亭、宋体金等人之后，研究弘扬“国山论”的集大成者。他在续编《泰山国山议》下编《泰山“国山”文化述论》中，从“国山”与中华历史、中华地域、中华民族、中华信仰、中华精神等方面，索据史料，追根溯源，全面论证“国山”论“历史的连续性”“地域的广泛性”“民族的普遍性”“信仰的兼容性”和“内涵的深厚性”，积极探求定泰山为国山的历史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心理的趋同性。这既是对80多年来“国山”论的全面继承，更是对此议的丰富发展，在文化上拓展了大视野，在学术上达到了新高度。

在《“国山”与中华历史》一节中，周文认为：“我们所认定的‘国山\’，必须是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被大多数中央政权承认的域内第一山。”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将泰山“从一州之镇到九州之望”“从四岳之一到五岳之首”“从王朝宗山到民国‘国山\’”的渐行文化认同过程，勾勒得一清二楚，无可争辩。在《“国山”与中华地域》一节中，周文认为“‘国山\’的影响不应限于所在区域，而应是全国性的”。为论证这一观点，他详述了泰山影响“从山东到中原”“从北方到南方”“从内地到边疆”“从中国到世界”的扩散事实，令人心悦诚服，毋庸置疑。在《“国山”与中华民族》一节中，周文认为“在‘国山\’的确立上，必须体现全民族的共同信仰”。述论详索文献史料，举证泰山信仰“从东夷族到华夏族”“从华夏族到汉族”“从汉族到中华各民族”的凝聚进程，极具客观性和说服力。在《“国山”与中华信仰》一节中，周文认为“‘国山\’的信仰不能仅限于一种宗教，而应被不同的教派群体所接受”。他从儒家“圣山”、道家“仙山”和释家“灵山”三教合流泰山的历史状况出发，确立了泰山作为各教共奉的崇高地位。在《“国山”与中华精神》一节中，周文提出了“今天所认定的‘国山\’，必须充分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为一国精神之象征”的观点。这一观点易文虽有涉及，但周文的述论则更为透彻，愈发精彩。他广收博纳当代学界研究成果，顺理成章地从“身凌绝顶”的攀登意志、“重于泰山”的价值取向、“不让土壤”的博大胸怀、“擎天捧日”的光明追求、“国泰民安”的美好寄托等诸多方面，概括了泰山在名山大川中所独具的人文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周郢先生的“文化述论”，重在史料的支撑，贵在论点的新奇，文化的提升。周论虽然围绕易文展开，但并非扩展性的解读，而是尊重原文又不重复原文，在旧议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论，如在“‘国山\’与中华民族”一节中通过述论泰山对中华各民族的影响，得出了泰山为华夏各族信仰之山的结论，从而摆脱了以往泰山信仰仅限汉族的观点，使“国山”之议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正是该书的重大文化价值所在。

历史述论厚重深邃

既然定泰山为国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那么，这一文化认同经历了怎样的嬗递过程呢？周郢先生在《泰山“国山”历史述论》一节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满意回答。

周文开创性地将泰山“国山”地位的形成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秦汉的肇始期、魏晋南北朝的形成期、唐宋的确立期、金元明清的延续期和民国的提出期。这五个历史阶段的划分绝非随心所欲、凭空臆断，而是在占有、引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根据各个历时时期的文化特征，经过理性概括科学界定的。例如，“先秦时期的泰山”一目，述论者从今史专家王志民等人的考证结论“泰山独尊的观念，萌芽于五帝时代”说起，以可信的典籍史料为佐证，简述黄帝、少昊部落聚居泰山周边，萌生最早的泰山崇拜；尧舜时代的祭祀东岳，确立泰山在“四岳”中的首祀地位；夏商二代君主的相继东巡泰山，推崇泰山为九镇之一；周代祭祀山岳的等级化和制度化，进一步提高了泰山的尊贵程度；由此引发的齐国“封禅说”，最终将中国第一位封建帝王秦始皇推上了泰山之巅，首开国家级封禅大典先河。这一历史述论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但周文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兼述了古典哲学思想在国山地位肇始期所发挥的导向作用，即“五行学说”的创立及其深入人心，指引着古人心仪东方，向往泰山。这一哲学思想，对于树立泰山的高大形象至关重要。这就加深了“历史述论”的厚重程度，增强了“国山”论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其他各节莫不如此构筑，由此可窥述论者坚实文化功底之一斑。

其实，鄙见以为“历史述论”还有一个当代成熟期，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郢先生在弘扬播布“国山”论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及其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这一点，在《泰山国山议》附录《永不止步的“国山”路》中得到了印证。至于周郢先生怎样费尽周折追寻易文原本，怎样著书立说丰富发展，怎样弘扬学界和传布国外，媒体多有介绍，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公平地说，“国山”论在当今泰山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突破，首推周郢先生的不懈努力；此论在海内外学界引起高度关注，亦是周先生的不朽功绩。

（作者系山东作家协会会员，泰安日报社原副总编、高级编辑）

□赵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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