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裹挟者的自白 冯骥才:文化遗产消逝前,我们能做什么

这些年,作家冯骥才和文学越发疏离。

这位津门著名作家,近三十年更多地以非遗、古村落保护者的形象示人。在他一次次或恳切、或无奈、甚或愤怒的疾呼中,大众逐渐知道了我们文化的博大,也慢慢发现,这些“好东西”正在快速地消逝。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二十多年里,冯骥才常有被裹挟之感,这个漩涡既来自于文化本身巨大的吸引力,也来自于想做的与能做的巨大差距带来的内心张力。近日,在他的新书《漩涡里》中,冯骥才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裹挟者的自白:在文化遗产消逝前,我们能做什么?

本报记者张九龙

走南闯北办画展,救下了周庄迷楼

“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完全没有想到这漩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冯骥才在该书《自序》中写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当文学之路风生水起时,冯骥才的心里却没有了方向盘:忽然不知道怎么再与读者交谈了,原先的写作计划都失去了原动力。这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拾起心爱的画笔。

冯骥才早年就有志于丹青,之所以拿起笔写作,完全是由于“时代天翻地覆、大悲大喜的骤变”。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命运的驱使》,称要用文学的笔记下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运,这才从画坛跨入了文坛。

多年来,文学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思维,并使他有了更多变化的心境、复杂又敏感的心绪。因而,他的绘画艺术也进入了新境界。那两年,冯骥才举办了系列全国巡展,既能展示自己的美术作品,又可让刚刚遭受丧夫之痛的母亲出去散散心。

在走南闯北举办画展的日子里,冯骥才看了许多名胜古迹,然而更触动并使他惊讶的,是历史的巨大根基正在松动。

当时的改革浪潮雷霆万钧,任何过往的历史事物都有被丢弃和废除的可能。有一次在山东东平的“一线天”,一块雕满摩崖造像的巨石上,站着几个山民的孩子,手里提着锤子,朝他喊着“十块钱给你凿下一个佛头”。

那时,巨石上多半造像已经被凿得没了佛头。冯骥才拍下许多照片,把这些情况直接反映给有关部门领导,希望山东人留住自己仅存无多的唐以前的摩崖石雕。冯骥才说:“如果我只是身在天津的书斋里伏案写作,是不会知道一种可怕的文化现实正在全国到处发生。”

这才只是冰山一角。

后来,他到了江南古镇周庄。当时的周庄尚未被开发,也未被保护,很是静谧。从沈万三故居出来,他看到河边一座名为“迷楼”的小木楼很是怜爱,据说当年柳亚子曾在此创办南社。

正当冯骥才称赞迷楼时,管理人员却说:“下次你再来就看不到了。”问后方知,这个表面宁静的古村并不平静,村里的很多人已经不想再住在这里,迷楼的主人也正在寻找买家。

闻听此言,冯骥才当即决定卖画买下这座小楼。可是好不容易凑够了钱,房主却多次坐地起价。最后,瞧着行市好,房主说什么都不卖了,也不拆了。就这样,迷楼保下来了,直到今天也没拆,反而成为周庄一个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

这次在周庄情急之下的行动,竟是他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走出的“第一步”。

冯骥才说,自己投身文化保护的最初动力来自于作家的情怀,一种深切的、可以为之付出的爱。在作家眼里,民间文化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人民美好的精神生活和情感方式。

难觅儿时泥玩具,下定决心搞“抢救”

周庄之后,在旧城改造大潮中,个体奔走呼吁的力量毕竟有限,“天津古城保卫战”中一次次失利,让冯骥才感到灰心,但是,他并没死心。

进入21世纪,转机来了。

天津大学要建一座以冯骥才命名的学院,并聘请他为院长和终身教授。不久,他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随后在进行民间文化调研时,冯骥才才知道原以为中华大地上缤纷灿烂和无比丰厚的民间文化已是满目凋零。

在河北白沟,他找不到一件儿时着迷的泥模与泥玩具,而那里早已成为北方闻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在杨柳青著名的画乡沙窝,也找不到一点与年画相关的踪迹；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他亲眼看到民间遗存纷纷被出售……

当回到自己的文化中,才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困境。“那些年,我们流失了多少宝贵的、珍奇的、独异的、历久经年而不可再生的民间遗存,谁知道?”他考问着。

在他眼中,中华文化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如果说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与个性便由民间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冯骥才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干起了这件“我们要做和必须做的事”。

普查、登记、分类、整理、出版,抢救工作可谓一步一个坎儿。

在《漩涡里》,冯骥才回忆起一件普查中的往事。山东的几名志愿者要去四川北部考察,那里天远地荒,易生意外,他们就聚在一起,立了一份“军令状”,说自愿和自费做这件事,“如出意外,包括身体和生命,自己负责”。他们总共七个人,各自都先把“军令状”拿回家征得家人同意,最后六个人得到家人支持。

冯骥才的团队每天都在抢时间,他们深知:现在不做,那就永远消失了。可即使这样,遗憾仍然随时发生。

因为缺少资金,好多非遗传承者没等到记录就已经不在了。一次,普查人员在甘肃发现一个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儿”。普查人员想录制下来,但没有录像机。等回到北京设法弄到了一台摄像机,再赶到甘肃,大家只见到了那老太太的女儿。老太太上个月已去世,临终前还问:“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2006年,事情迎来转机。国家作为保护力量的主体逐渐鲜明,非遗成了社会热词,于是全社会的保护体系渐渐有了一个雏形。国家非遗名录推出、国家文化遗产日设立,冯骥才有了更多底气和资源去做好这件事。原来好多想做而做不了的事,这下子终于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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