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洁白、平坦的大道横亘在观众面前;
历史上它曾绵延数千里,通行数千年;
这就是著名的商业之路、文化之路、宗教之路、茶叶之路、艺术之路、白银之路、科技之路——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丝绸之路,无论如何分道,最后总要在敦煌汇聚;
形形色色的人从这里走过:张骞走过,出塞和亲的解忧公主走过,河西节度使张议潮和他的夫人走过,历代取经求法的僧人走过,最后,第一任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走过——这是《又见敦煌》第一幕开场的场景。
不仅在娱乐性的演出中,在一些历史、艺术、学术史料中,王子云先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遮蔽。其实,王子云先生对敦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1年,王子云从兰州出发,辗转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敦煌。王子云如实记录了当时情景:“由安西去敦煌约180公里,走的是沙窝路,软沙没踝,竟连骡车也难以通行,这一段艰苦路程,有类于东晋法显《佛国记》所述‘上不见飞鸟,下无鸟兽,路无居民,所经之苦,莫知所拟\’。白天气候极热,必需改在夜晚走路。经过三个昼夜的艰苦历程,总算到达了‘西天\’之门的敦煌县城,真好像走出了地狱一般。”
在王子云来敦煌之前,这里的洞窟经常驻兵藏匪,走兔圈羊,珍贵文物屡屡被盗,王子云愤然记录:“英国人斯坦因盗走敦煌大批经卷书画而引起各帝国主义考古者相继来到敦煌劫掠经典,甚至揭走壁画,搬走佛像”,王子云到后,清理洞窟积沙,对莫高窟壁画、雕塑的艺术风格和演变进行了系统考察、梳理,王子云记录:“在我们来千佛洞不久,著名画家张大千也带着几个助手来临摹壁画。对于壁画的临摹方法,我们与张大千有所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目,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王子云和考察团成员临摹了敦煌壁画100多幅,泥塑速写和照片150多幅;王子云手工绘制了长达4米的《莫高窟全景图》,王子云夫人、西北文物考察团成员之一的何正璜女士在《深切的怀念》中记载“他仔细测量每个洞窟的位置、远近、大小、高低,并密密附上清晰的编号,蔚成一幅敦煌莫高窟的全景…… 这是一幅极不寻常的长卷画,在当时是绝无可能用照相机摄下的,在今天虽有先进工具,但已非昔日原样了,因此,它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资料。”
王子云凭着美术家锐利目光深刻洞察敦煌千佛洞在中华民族艺术史中弥足珍贵的价值,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报告很快得到批准,由时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的常书鸿任负责人,王子云为副。王子云认为常书鸿是个专业油画家,让他来主持敦煌研究不甚合理,于是不肯居常之下,拂袖而去。王子云虽然与敦煌研究所失之交臂,但莫高窟最终得到国家的有效保护,此举应属历史性的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七十多年后,萧县“致敬王子云 写生新时代”研修团的艺术家们沿着王子云先生当年的艺术足迹一路追寻,一路感慨。一方面敞开胸怀,接受丝绸之路丰厚文化遗产的洗礼、冲击;一方面为王子云先生历尽千辛万苦,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所折服。一是由衷钦敬老先生崇高的家国情怀,在日军侵华、烽火连天之际,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为保存文化、保护文物、保护艺术,以实际行动阐释爱国主义情怀;二是在行走中体会到王子云先生独到的艺术眼光,先生学贯中西,在法国和欧洲多年的艺术游历,使他更加坚定对祖国的文化自信,1940年代西北文物考察团所到之处,在今天,都成为举世瞩目的艺术瑰宝,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考察团当年留下的艺术资料,愈来愈彰显文献价值;本次致敬、研修活动行程近万公里,团员们在王子云艰苦奋斗精神感召下,克服高原反应和疾病,深入到各种地貌环境,写生创作,增强了文化传承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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