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悼文见证抗战历史

近日，一张1946年3月21日的《拂晓报》被重新发现，报纸第二版刊载了一篇名为《悼高揖三同志》的悼文，是为纪念蚌埠籍的革命烈士高揖三所作。《拂晓报》是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创办的机关报，此篇新发现的悼词让我们有机会在烈士牺牲73年后，还能进一步了解其生平与事迹。

高揖三(1909-1946年)，原名高维让，祖居蚌埠市小蚌埠后楼村，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938年5月，高揖三由濮恩澄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高揖三受党组织的派遣返回家乡，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抗战时期蚌埠市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蚌埠支部，成为蚌埠沦陷期间漫漫黑夜里的第一盏明灯。在敌占区工作中，高揖三同志机智勇敢、善于组织，领导小蚌埠地下支部宣传抗日救国、分化瓦解日伪军、搜集情报、掩护我方过往人员、购买战略物资运往根据地，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支援解放区建设做出了贡献。日本投降前，高揖三奉调去淮北区党委城工部工作。1946年春，高揖三病逝于泗县。解放后，经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批准，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悼高揖三同志”全文整1000字，没有署名，但从文章语气及高揖三工作经历推断，作者应为华中七地委领导。高揖三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调回淮北区党委城工部工作（现在的泗洪县张塘、半城、大王庄一带），1945年8月，新四军四师收复泗县城，10月，淮北区党委撤销，成立华中七地委，七地委机关改驻泗县城。悼文里提到作者与高揖三第一次见面是1945年三八节。悼文中还说“去年秋天，他一来到解放区，在生产工作中，是很努力的。我们机关打米，他也争先恐后打……”这个时候的解放区指的是泗县，机关指的是七地委，此时，高揖三已经在七地委机关工作生活了。

高揖三生在地主家庭，生活较宽裕，但他衣着简朴，不追求奢华，同乡村民生活方面有困难，他都主动帮助。他一次次送给穷苦人衣服、鞋子和粮食等。根据战友回忆，高揖三曾如此评价自己：“出身不可改变，道路可以选择。”地主家庭出身的高揖三毅然选择了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正如悼词中所写：“他素来对穷人有很大同情心。近处穷家，有缺衣食的向他借，没不允的。他的家庭知道了，就和他吵，不许他这样，以后他就偷偷把粮食送给穷人。有时他知道某家没饭吃了，就回家偷粮食出来给人吃。在收庄稼时，他不能出粗力，就常在场里看场，穷人拾麦到他场边，他总是偷偷抱些谷麦给拾麦的。”

悼文中提到他“家有一妻六子”，其实他去世的当月，第七个孩子刚刚出生。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揖三为了革命工作，常年在外无暇照顾家庭，就把大儿子与二儿子送到重庆保育院，直到解放后，两个儿子才回到家中。但艰苦的环境并未磨灭他的斗志，他曾满怀信心地鼓励战友说：“我们的任务可能会暂时失败，但对共产党的信仰永远不会失败。”

悼文中写道：“他作隐蔽工作四年多，从没向党要过钱（不论有无职业）……给他他也不要。”1983年，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何若人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起他1932年——1936年在省立（蚌埠）第二乡村师范学习时，与邵嶙峥、臧习本等创办进步组织“现实社”和高揖三创办的“求生读书会”经常在一起交流关于读书的心得，议论对时局的看法，共同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从《拂晓报》看到另一篇纪念高揖三的文章“高揖三同志长期带病为革命工作，积劳成疾，为支持革命工作，不惜变卖家产，对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篇文章是蚌埠工委书记张漫萍烈士所写，但登载这篇文章的《拂晓报》至今仍未找到）。

1941年5月，时任新四军四师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指派高揖三返回家乡，担负起开辟蚌埠抗战时期党的地下斗争的重任。小蚌埠是联系路西敌占区和路东根据地的跳板，高揖三的住处也成了来去干部的落脚点和联络点，他家也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武工队员、被追捕共产党干部的安全港湾。为打破日伪军的经济封锁，高揖三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购买战略物资，如西药、布匹、纸张、油墨、缝纫机、油印机、钢材等，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地下党员转运到解放区。

正如悼词中所说，高揖三深知党的经费紧张，在地下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他从没有向组织要过钱，所有花费都是自己解决。为了革命工作，他陆续卖出家中田地。

高揖三兄弟三人，大哥高维垣早逝（1931年），二哥高仲华担任日伪时期与国民党时期伪乡长、参议员，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高揖三也成功说服他为共产党出资出力：1941年底，共产党女干部傅曼、杨光群在怀远被国民党顽固派追捕，高揖三让高仲华认了两人为干女儿，吃住在高仲华家，脱离了危险；1946年下半年，高揖三已经去世，共产党员潘介和受上级委派来蚌埠从事地下工作，当时没有经费、吃住困难，没有社会职业、不便掩护身份。高仲华拿出50块银元交给小蚌埠地下党支部书记高介福，资助他们办了一个手工卷烟厂解决困难。

悼文还说“高揖三同志是因坚持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旗帜，奋斗不懈，而不见容於顽伪合伙的特工，故不能不离家外出，而且出来后，从来未能回去过。”在日本投降前，高揖三同村有个反动顽伪分子高林臣（解放前夕逃亡台湾）向日伪告密，高揖三身份暴露，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对高揖三实施抓捕，高仲华得到消息及时报信，高揖三得以逃脱。这以后，汪伪政府和国民党特工盯上了高家，高揖三从此便不能返家，他按照上级指示，将地下党组织移交留芳照相馆的康善贤，前往解放区工作。

高揖三生前把陈云同志（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指导地下工作者的四句话“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作为座右铭。他常常说：“我们在敌人的刺刀下活动，就要有这种思想准备，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坐牢，甚至杀头枪毙。一个共产党员，要永远乐观，活着干，死了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生死观。诚所谓：“生命不可惜，只要主义真。”

悼文中说“揖三同志在二月十四日染急性肺炎，在七军分区卫生部医治无效，於三月三日病故，年三十七岁”。明确了高揖三的死亡时间是1946年3月3日，这说明史料普遍记载的5月份是错误的；同时也明确了病因——急性肺炎。正如高揖三生前所言：“为了神圣的信仰贡献最后的力量。”烈士奉献了他的一切。

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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