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心论：场域与眼界

——兼谈《琉璃脆》的史学与艺术价值

□庞惊涛

媒体和诗人圈似乎很热衷去议论胡亮所处的物理场域——遂宁和中国新诗主场之间的距离感。距离让人产生疏离感。这是基于北京中心或者成都中心而论。事实上，诗歌的中心从来不以哪一个固定的城市来认定。即便在唐朝，长安虽然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帝国的诗歌中心，但在诗人们看来，这个中心其实常常以自己所处的场域而独立存在：洛阳、南阳、襄阳……不一而足。胡亮的诗歌中心其实就是遂宁，他以他自己所处的城市为中心，并以这个中心为圆点向外发射。

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胡亮所处的偏僻场域，其实更见出他独立的观察者和诗评者的价值。他吸取了遂宁诗人的先贤张船山先生的精神养分，在今天的遂宁构建出了自己的诗评格局，并以此让遂宁成为赏识者和认同者的诗歌中心，《琉璃脆》是这个中心存在的最直接物证。

胡亮有超越船山先生处，即他用自己的脚步去考察诗人、丈量那些各自的诗歌中心。借助于地域交通的便利性，他帮助船山先生完成了一次次跨越历史时空、跨越诗人代际的考察。

这种考察的直接成果，就是《琉璃脆》“屠龙术”与“窥豹录”玉质一般的断章。胡亮既深得船山先生的精神气性，又深得钱钟书先生的谈艺笔法。从《阐释之学》到《琉璃脆》，一个独立的、在诗人堆里进出但又不善于打堆堆的诗评家形象愈见清晰和成熟。

《琉璃脆》的可贵，在于它承续了钱钟书《谈艺录》数十家诗评的手法，跳出诗歌中心论的场域限制，以唯历史观和唯艺术价值观，客观而入骨地评议诗人们的立场、风格和气性。难能可贵的是，它并不给某几个诗人贴“三家”“四家”或“某流派”“某组合”这样的低俗标识，他们和胡亮一样保持着诗歌写作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即使他们的作品打扮并不入时，也并不为时人所识，在小众的范围内，他们坚持用自己的思想求其友声。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伪是大敌。我和胡亮讨论过新旧的问题，并认为新旧之间没有町畦。事实上，很多写新诗的诗人也写旧体诗，并能写得很好。或者说，他们的新诗表现往往脱胎于旧诗。比如诗人食指，“从早期《相信未来》，到中期《疯狗》，到后期《给北岛》，仍然不弃格律，思想却已大变”（《琉璃脆》第78页），这当然激发了我去阅读诗人作品的兴趣——限于体例，胡亮没有让这些作品附录于后，他的本意当然是不想让自己仅仅作为一个导读者存在，这样的站位显然太低了，他更愿意让这些文字在和他有比较接近的眼界的诗人群体中被讨论和被批评。不仅如此，他广阔的西方视野让他的诗评比起相当一部分只注重“中”而无能关注“西”的诗评家来更见眼力。比如他评论诗人王寅，说他和勃莱（Robert Bly）一样，“都懂得高妙的克制”。他认为，王寅的手指，既见于勃莱，还见于意大利隐逸派，尤其是蒙塔莱（Eugenio Montale）。他健全而有力的双腿加上插上了理想主义的翅膀，使他的站位比一般诗评家高出了很多。

评诗论人，胡亮显然是真诚的。“窥豹录”中起自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孔孚和止于80年代的郑小琼，66位诗人，都是胡亮的忘年交——起码从评价文本上来看，胡亮并不有意拔高那些声望高的著名诗人，也并不刻意贬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非著名诗人。尺度和标准纯乎眼界和情感投射，当然，更无关场域。他们以自己的真诚写作赢得了胡亮的真诚评价，这个评价，让过去80年间有些模糊的中国诗坛一下子面目清晰起来——就像我读《谈艺录》看到清晰唐宋明清诗坛一样，他的文化立场，和钱钟书先生隔了数十年后，在诗评里得到了很好的接续。

白居易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如果说诗人们的片玉像天上的彩云，他们的断章即使刻在琉璃上，也只能炫目于一时。《琉璃脆》的出现和存在，让这样的片玉华章超越了纸本而有了历史记录的金玉之质。胡亮用《琉璃脆》为自己对诗人们的评议来作集，要么是自谦，要么是自信——反向以求，极脆的极致，就是极牢。极牢靠的近80年间中国诗歌评议，相信时间会给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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