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没有 书没有 “土法”扫盲只有靠吼

巴基斯坦女学生马拉拉本月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一直致力于争取儿童和女性的教育权，对抗文盲与贫困。对于扫盲，马拉拉曾有经典的演讲，“看到黑暗，我们认识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们认识到声音的重要。让我们开展一场对抗文盲、贫困和恐怖主义的抗争，让我们捡起课本和笔，它们才是最强大的武器。一个孩子，一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可以改变世界。”

据早前的数据，巴基斯坦45%的成年男子和75%的成年女子都是文盲，马拉拉从事的扫盲事业任重道远。不过，比起1950年代的中国，她的条件还算不错，要知道当时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其中四川更是达到85%，但通过持续不断的扫盲，文盲率已经显著下降，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四川的文盲人口437.7万人，文盲率为5.4%。在1950年代，中国干了一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扫盲运动。

近日，遂宁市档案馆披露了一组档案，这组档案展现出当年扫盲运动在四川轰轰烈烈的场景。同时，我们也找到扫盲运动的亲历者，为我们讲述当年的扫盲故事。

扫盲回忆 我在上海拿了张奖状

相比四川农村，上海的扫盲班看起来就要高端多了。如今生活在成都的贺一瀚（曾用名贺约翰），就曾在上海的扫盲班里当老师。

贺一瀚于1939年出生于上海。1955年从上海真理中学初中毕业，家里除了他，还有6个弟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放弃了念高中的机会，准备找工作帮补家用。这年冬天，上海市提篮桥区（今杨浦、虹口2区位置）居民委员会主任找到贺一瀚，希望他能在区扫除文盲协会中做一名老师，帮助区里的居民识字学文化。就这样，15岁的贺一瀚拿起了扫盲班的教鞭。

15岁的老师和50多岁的学生

今年已75岁高龄的贺老先生对这段执教生涯仍记忆犹新。他的学生中，最大的50多岁，年纪轻一些的，也有2、30岁。1957年4月21日，年轻的老师和年长的学生们在华东小学的教学楼前留下合影。从照片上看，这些“上海市提篮桥区唐山路第九市民扫盲班第一届”的毕业生以女性居多，她们大多身着花布上衣，手握着卷好的扫盲结业证书，在照相机前，抿嘴微笑。也许因为刚刚习得的文化，照片上的每个人在镜头前都神采奕奕。

1955年冬天，贺一瀚所在的上海提篮桥区，第一届扫盲班正式开班授课。扫盲班里的教师都是区里“有文化的人”。老师们皆为义务授课，没有工资和报酬，文化程度基本在初中以上。由于学生们的上课时间比较分散，扫盲班授课分白天、夜晚两个时段进行。每个时段有两节课，约4个小时的时间，中间有短暂的课间休息。

最初，扫盲班的教师和学员并不多，授课教室就安排在居委会办公室，后来，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又从附近的华东小学借了两间教室。到1957年，提篮桥区的扫盲班已有10多名教师，附近8个居民委员会的扫盲班联合起来，组织成了扫盲学校。主动报名上扫盲学校的居民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因为，很多居民发现，拿到扫盲结业证的学员，在参加招工时，竞争力明显增强了。

作业考试一个都不能少

贺一瀚的母亲也参加了扫盲班，她读的是三年届班。为什么是三年届呢？当时，扫盲班为了给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扫盲，设置了一年届、二年届、三年届和四年届四种班。完全没有文化基础的，即大字不识一个的人就念一年届。稍有基础、但词汇量不多的上二年届，以此类推。

据贺一瀚回忆，当时上海所有的扫盲班，采用的都是同一套教材，共有四册书。教学内容非常注重实用性，从“爸爸”“妈妈”“碗”“筷子”这些日常用语的读写使用到比较连贯的应用文如借条、请假条的写作等。从四年届扫盲班毕业，学员能认2500字。毕业时，还需通过结业考试，考察的重点是生字和词语的听写、默写。考试成绩在60分以上，才能领到扫盲结业证书。

除了毕业考，老师们在日常教学时也会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虽然学员们年龄普遍偏大，但完成作业却很自觉。学生们认真求学的态度和对老师的那份尊敬，给当时才十五、六岁的贺一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58年，进入上海电焊机厂工作的贺一瀚不得不放弃扫盲班的教学工作，但他收获了一张扫除文盲积极分子的荣誉奖状，这张奖状一直随他从上海来到成都，因为对老人来说，这张奖状是“一辈子的荣誉”。

突击扫盲 有人签个到就走

“不识字真为难，不会写不会算。亲人千里来了信，看来看去不会念。识了字真正好，会看书会看报。国家大事能知道，生产技术能提高。”时隔56年，77岁的王多珍还能唱出当年在扫盲班学会的识字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约有人口5.5亿，文盲率高达80%。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提出在5年至7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1958年，全国各地掀起“万人教，全民学”的扫除文盲运动，突击扫盲。

当时的四川省遂宁县是较早开展扫盲教育并非常有成效的县之一。为了统一领导扫盲工作，遂宁县成立了扫盲协会。在现在的遂宁市档案馆，就保留有大量关于开展扫盲运动的文件，其中包括对扫盲运动的规划意见，更多的，就是在各级机关发出的1958年冬天在农村进行突击扫盲的通知。

王多珍是遂宁蓬溪人，1958年下半年，她参加了生产队办的夜校扫盲班。那年王多珍21岁，已经结婚。她一字不识，哪怕她娘家还是大地主。在当时的农村，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出嫁从夫，也就是归婆婆管。她的婆婆自己受过教育，但她却坚决不让王多珍去上夜校，说这是家规。不过，王多珍的丈夫是当老师的，坚持让妻子去扫盲班。

王多珍回忆说，去读夜校，真不是个容易的决定。一方面婆婆卧病在床，需要她来照顾。另一方面去夜校也不给工分，没有报酬。但是，不去夜校就要扣工分，所以很多人都是去签个到就走了———绝大多数是男人，在教室待上一会就走，“本子没得，书也没得，在这里干吼，没名堂！”剩下的，只有包括王多珍在内的7、8个妇女。

见缝插针 放下锄头赶紧学

当年的扫盲班，实在艰难。老师只有一个，还是兼职———因为在夜校扫盲没有报酬，老师也没有休息日，所以一周之中，只有星期天晚上，老师会来教一个小时。而老师自己也需要备课，所以老师来了就在黑板上把要认的字写好，然后就在一边备课了。然后，参加扫盲班的学生，就跟着生产队的书记或者会计，大声念这几个字———学生没有笔也没有纸，更没有教材，所以他们大多只是能认字，不会写。

一周只有晚上一个小时的上课时间，也是考虑到不能耽搁农活。在当时的蓬溪，所有人都要忙农活，不去就要扣工分。王多珍说，春天要种稻谷和玉米，秋天则种麦子和油菜，期间要种红薯，种棉花。那时又没有化肥，还要去烧山堆肥。

所以，当时在遂宁进行的扫盲运动，采取的是“见缝插针”的办法。这个“缝”，也就只能是晚上，或者就是田间地头找着机会，农民放下锄头就赶紧学一下。

又吼又唱 扫盲班成歌唱队

晚上上课，需要照明。这又是个难题。蜡烛没有，煤油也不多，所以王多珍当年所在的教室里，只有黑板边挂着一个烧煤油的马灯。马灯只能照亮黑板，学生这边就照不亮了。于是每个学生都去找来一根灯草，插在一堆黄泥巴上，再滴上几滴油，点上。这便有了灯。

王多珍还记得，第一周，夜校的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农民”，然后学生们就念这两个字，念了一堂课。第二周，王多珍学的是“工人”，也学了一堂课。大队里的书记给大家解释，然后问，“懂得到不？”大家不管懂不懂，都齐声说，“懂得到！”

前两周学会了两个词，到了第三周，课堂任务忽然加重了。王多珍还清楚记得当时教的是一句很长的口号，“工人阶级力量大，工人阶级觉悟高，革命最彻底，团结巩固纪律好。”

后来，就开始教唱歌了。首先是识字歌，她们学了将近半年。然后又学桐苗歌，王多珍还记得歌词，还能唱出来，“手把锄头锄异草，锄了异草栽桐苗。桐苗的用途硬是大，工业原料需要它。”

所以，扫盲班便成了歌的海洋。学生不管会不会唱，都跟着一起吼。这便有些“扰民”了，男人们很看不惯，觉得“一天到晚吼啥子吼”。

王多珍的婆婆更是看不惯。王多珍回忆道，每次上完课回来，她都会跟躺在床上的婆婆说，“妈，你睡着没有？我回来了。”婆婆却要骂她。

不过，幸好有丈夫的支持，王多珍坚持在夜校上课。这一直持续到1959年下半年。而这么多年过去，她依然都清楚记得当时学过什么，也是靠了丈夫的帮助。她丈夫是教小学毕业的老师，王多珍上完课回来，他就帮妻子把学过的内容写在纸上，让妻子温习。

对王多珍而言，虽然一年多时间只认识了几个字，会唱几首歌，改变还是很大。后来大队里选妇女主任，她就因为能识字当选了。

扫盲班上的好学生，还有一个王芝琴，她学会了写字，甚至能给她在绵阳当工人的丈夫写信。王多珍不会写字，她很羡慕王芝琴。但王芝琴也羡慕王多珍呢，因为王多珍会唱歌。

四川扫盲那些年

四川扫盲教育开始于1904年，这年9月四川官方号召四川各地，无论城乡，多开半日学堂，为那些无暇无力入学的人，寻出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同年10月，泸州师范学堂学生杨家彬等人，在泸州成立半日学堂，这是四川的第一所成人教育学校。民国时期，四川军政府也推行社会教育，但连年战乱，这项工作停滞不前。

1950年代以前，四川农民过的是“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生活，连认字脱盲都是一种奢望，哪里还敢想接受教育。在四川省档案馆里保存的原始资料里有这样一些数据很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

当时，全省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占85%，因为文盲太多，所以连基层的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是文盲，一直到1958年，生产队干部文盲半文盲的比例还占43.27%。他们都凭经验生产，缺少优化现有生产的能力，也缺少多种经营的能力。

在1953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并没有计算文盲人口，因而没有准确数字，但据推算四川的文盲应该在4300万人左右，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文盲人口已经减少到2600万人，基本上四川每年都有上百万人以上脱盲，这样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就算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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