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管理员：帮企业摸清“碳家底”

本报制图/龚武

“你们把每个月的发电数据和上网交易清单整理好，我下周二过来核查。”4月6日15时，瞅着交易大厅屏幕上的数字定格，何涛赶紧给客户们打电话。清明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何涛的手机就没停过。

去年3月，原本是碳交易管理员的何涛，和其他4名同事成为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首批碳排放管理员。从那时起，他工作的内容主要转向申请交易企业的碳核算。而他们忙碌的背后，是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四川不断释放的市场活力。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成栋

厘清买卖双方角色

核定碳交易额

“以前我是不喝这些的，现在全靠它提神。”4月6日16时，处理完一家水泥加工企业的能源使用量报表，何涛给自己冲了一杯速溶咖啡。

今年31岁的南充人何涛，此前做过新能源电池研发技术员和碳交易管理员。但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量都没法和眼下相提并论。何涛认为，这是碳中和、碳达峰战略带来的现实改变。

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是眼下西南乃至西部地区最大的碳交易平台。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在政策风口下，特别是部分行业领域碳排放指标逐一核定的前提下，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的业务量陡增。“最多的时候，我们每个客户经理每天都要接待10余家前来申请或咨询的企业。”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眼下正是碳交易快速增长的时段。

这也让碳排放管理员角色越发重要。“因为碳核算是碳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何涛解释，碳排放管理员的主要职责，是通过碳核算摸清申请企业的排放情况。其作用有二：确定申请企业在交易中的角色；确定申请企业的交易额。

这是因为，碳交易的标的物虽然是碳排放指标，但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现货交易”范畴。买卖双方所交易的指标，是建立在已经实际发生的新增排放量和实际减排量基础上。因此，在正式交易前，需要碳排放管理员通过核算，摸清买卖双方的“碳家底”，将“碳家底”与国家核定的碳排放指标对比，确定企业是买家还是卖家，并给出建议交易额。最后，相关数据经第三方技术机构评估确认后正式生效。

“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碳交易的检测员。”何涛说，“检测员”并不容易。

重中之重，是摸清企业的碳排放点。“搞清别人到底排了多少碳，不能只看能源的使用量和结构。”何涛解释，不少制造业企业会在其生产过程中新增诸多排碳点。因此，针对每个申请碳交易的企业，何涛和他的团队至少要现场调查一周，才能查清排碳情况。

“6月底前，我肯定休不了假了。”何涛说，眼下，他的手上共有7家要求在上半年完成碳核算的企业。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出差40天。

探索出更多行业标准

构建碳追踪的新体系

4月6日19时，碳排放管理员办公区内仍然灯火通明。原因是，何涛和同事们遇到了棘手业务：一家养殖企业的碳核算。

何涛和同事们经手的碳核算项目中，单笔可交易额突破百万吨的不在少数。那么，他们为何对一家养殖企业的碳核算倍感棘手？

话要从头说起。我国明确，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高能耗行业有8个。分别是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民航。这8个行业涵盖24个子行业。经过近一年的摸索，相关领域企业的碳核算体系已日臻成熟。但不在前述24个子行业范围内的领域，则意味着碳排放管理员要从零起步，重新找出核算办法。以养殖企业为例，饲料来源、用能结构、粪污处理等环节的碳排放，存在着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和指标。比如，不同种类的饲料所产生的碳排放不一，不同处理方式下粪污排放量不尽相同。

由此，在碳排放管理员行业诞生一句口头禅：不怕项目多，就怕领域新。

“只能多花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地还原碳家底。”何涛说，有些申请企业最后的交易额并不大，但前期的碳核算阶段难度却不小，“等于是要在一张白纸上面另起炉灶。”而每当这时，何涛都要和同事们互相勉励：争取在新领域制定出碳核算的标准模式。

拓荒，不只是要在新领域探索标准模式，还要构建碳追踪的新体系。

“有个数据请你们帮忙核一下。”4月6日，在成都经营汽车零部件厂的柳琦来到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此前，一家第三方机构核定出了碳排放数据，大大超出了柳琦的预期值。焦点在于，部分高载能零部件加工制造期间的碳排放，到底算在谁头上。

何涛坦言，在产业链高度分工的环境下，柳琦的遭遇并非孤案。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以产业链为中心的碳足迹追踪体系。在他看来，建立以产业链为核心的碳足迹追踪体系，好处至少有三：大大减少重复计算带来的争议；为下一步碳交易提供更为清晰的证据链；有助于低碳产品打开更多的市场。

“作为‘先头部队’，我们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何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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