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近照（彭莉摄）巴金（左）与李致（图据受访者）李致年轻时（图据受访者）

近日，满城燥热，著名作家、出版家李致家中却清凉安静。

93岁的他，满头鹤发、精神矍铄，戴着黑框眼镜，烟灰色衬衫上套着西服背心、羽绒坎肩，一口地道的成都方言，中气十足。

他的桌上，茶书俱净。一只黑白相间的胖猫悠闲自得地走过，李致露出笑容，“它没得名字，就叫猫咪。”

回忆往事，他记忆清晰、条理分明。

1929年，李致出生。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在四川成都，李家——这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正面临着摇摇欲坠的命运。

巴金代表作《家》里的高觉新的原型，正是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李致一岁多时，父亲自杀。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李致坦言。直到上了中学，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

“我平时不太爱去说自己是巴金的侄儿。我不愿意把这种称谓，作为一个光环戴到我头上。”他援引一位媒体人的话，“‘李致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巴金的关系。’完全是靠我们出了好书，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影响。”

四爸巴金是他心中的“快乐王子”——英国作家王尔德笔下，“快乐王子”总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他认为，巴金正是这样的人，“我信仰巴金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非索取。”

一片冰心在玉壶

红星新闻：您11岁前，没见过四爸巴金。11岁时初见他，和想象中的巴金差别大吗？

李致：1923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1941年他回到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生活十分困难，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11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看电影，给我钱买邮票。

从小，我是“过继”给巴金的。我分析，我母亲生了一个哥哥，但4岁左右因病去世。后来生了四个姐姐和我，怕带不活，便把我“过继”给四爸。因此，我叫巴金“爹爹”。巴老对我，更多的是身教。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红星新闻：1942年，巴金给您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多年过去，为什么对这几句话记忆犹新？

李致：巴老1942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给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1942年巴老回家，住了四个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除上学外，我老在外面玩，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李国辉 （我的原名），叫李国飞好了。”

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用毛笔给我写了那四句话。小时候，我对这几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做“诚实了，说真话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

轻舟已过万重山

红星新闻：现在您还关注巴金女儿李小林耕耘多年的《收获》杂志吗？

李致：现在我眼睛看东西有点困难。原来李小林当《收获》主编的时候，每期都给我寄了。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全国名列前茅，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跟《收获》杂志合作。记得1982年，我们还给《收获》杂志在四川乐山开了一个笔会。当时王安忆等都还是很年轻的小姑娘。而且《收获》发表的好多作品，就在我们四川出版。

红星新闻：或许有人认为，您之所以成为知名出版家，不乏借了巴金之名。

李致：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喜欢读他的书，尊重他的人品，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他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我平时不太爱去说自己是巴金的侄儿。

红星新闻：您不愿意这样？

李致：当然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我不愿意把这种称谓，作为一个光环戴到我头上。比如我的出版工作搞得很好，有的人就不高兴我们搞得好，就说，李致嘛，打着巴金的名义，拿个“兜兜”，喊个叔叔伯伯，把人家的书稿拿起走了。当然这是个别人，不是所有人。我接触了很多名作家，因为我当总编辑，我要自己去组稿。

红星新闻：这些非议，您会介意吗？

李致：没啥难过的。有家杂志总编写了一篇文章称赞我们出版社。中间有段话，说李致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巴金的关系，完全是靠我们出了好书，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影响。比如严文井，我早就跟他接触了。有次臧克家请巴金吃饭，也把我请去了。一说，严文井才说，哦，你是巴金侄儿啊！所以我们组稿根本没有提巴金，我何必去说这个呢？

红星新闻：组稿时，靠什么打动对方呢？

李致：第一，看我们的选题；第二，看我们的作者。我们出巴金、茅盾、老舍、曹禺、艾青……的书，我们开始不懂，这个叫名牌效应；第三，看我们的装帧设计，我们的装帧设计很好。靠这些来把人打动。

比如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了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我乘飞机到北京，向曹禺提出要出版《王昭君》，他很犹豫。我随即拿出刚印出的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名作家的著作，书籍的装帧设计印刷都很漂亮，他一本一本地翻看，立刻被打动了。三个月后，我们出版了《王昭君》，他十分满意，表示要和四川的出版社“生死恋”。后来还出版了《曹禺戏剧集》。

红星新闻：1980年代早期，您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总编辑，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等影响很大。当时出版这套书的契机是怎样的？

李致：1983年，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的张黎群写信给我，希望四川能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我当即拍板同意。马上派出两位同志，去找当时正在江西南昌开会的张黎群，商讨出版事宜。这套丛书，共出版了74本，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受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改革开放30周年，《南方周末》推荐对改革开放起了重大作用的十部理论丛书，二十三位参与推荐的评论家，一致把“走向未来”丛书，名列第一。

风雨如磐暗故园

红星新闻：您曾说，上中学时，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您父亲有所了解。

李致：他性格好得很。主要是因为我们家庭破产了，他觉得对不起大家，他自己自杀。其实巴金说了，他还是太讲面子了，如果不丢掉绅士的面子……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我觉得，你死掉了，你把我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儿女留下来，我觉得太不负责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

红星新闻：您转变看法了吗？

李致：现在我也不赞成。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喜欢狄更斯的小说，爱听美国唱片。家庭破产，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企图自杀，正因他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随便便分尸也可，或者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是我以后读到的）。

自杀前二十多天，父亲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包括佣人）看戏，以示惜别。自杀当夜，父亲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第二天早上，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连结。”巴老多次对我说， 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也能被人记住。”

不尽长江滚滚来

红星新闻：您的作品不仅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记录风云变幻的时代。

李致：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1946年至1948年，我在成都等地发表了近百篇习作。1991年，我从宣传部退下来。1993年我老伴生病。无论她住院治疗，还是以后在家休养，只要她在休息、看电视或看书，都是我写作的好时机。回想起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不时浮现在眼前，这些个人经历，也是时代的某些折射和缩影，值得记录。我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拟定了一个总题目——“往事随笔”，写我的一生。

从1993年起，我在《人民文学》等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199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往事》出版。后来，出版了《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的人》等作品。

201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致与川剧》；2013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致与出版》；2014年，天地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往事随笔”系列三卷本；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我的作品汇集到一起，出版了《李致文存》，共五卷六本。

红星新闻：您曾参与“振兴川剧”，当时是什么情况？

李致：1982年7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号召，并成立了一个非常设机构——振兴川剧领导小组。1982年底，我兼任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振兴川剧的日常工作。

小时候，舅妈常带我去看川剧，对振兴川剧，我当然全情投入。四川确定了振兴川剧的目的：要出人出戏，赢得观众，特别是要赢得青年观众。第一次川剧汇演时，我们通过省教育局，组织了上百名大学生看《巴山秀才》。开始学生们是把看川剧当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不得不去，没想到看完后非常喜欢。这一做法得到了文化部的称赞。

1985年夏，四川省川剧院应邀去西柏林的“地平线”国际艺术节演出。传统戏《白蛇传》极为轰动，一票难求。观众的热情高涨，开幕式首场演出的谢幕达14分钟。又去了荷兰、瑞士、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巡演。所到之地都引起“川剧热”，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谢幕达20分钟。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好评。1987年5月，应日本文化财团的邀请，省川剧院再到日本演出《白蛇传》，共演出24场，仅在东京10天就演了18场，效果极好。1990年5月，新都县芙蓉花川剧团的《芙蓉花仙》，又被邀请到日本演出，总计观众六万人次。

赴欧和赴日的演出，扩大了川剧在海外的影响。这几次演出，省委宣传部都指定我任团长。我也借此与川剧人交朋友，为他们服务。

1991年，我从宣传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依然与川剧界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还当我是“领导”，更当我是朋友，不少剧团请我去看戏。我也表示终生为川剧鼓与呼。（文/彭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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