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光环下发现朱熹“凡人”的一面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上世纪8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进行《全宋文》整理时，郭齐教授就负责朱熹作品的整理工作，于他而言，对朱熹作品的研究已经延续将近40年。作为《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的创作者，他和尹波教授眼中的朱熹是什么样子？对此次文献整理他们又有什么心得？记者对他们进行了专访。

记者：因为“存天理，灭人欲”这句名言，每每提到朱熹，大家想到的总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夫子形象。历史上的朱熹真的是这样吗？

郭齐：传统上，我们对朱熹的认识的确就是一个老学究形象。当然，我们承认朱熹在对待思想问题时的严肃，甚至在“义利之辨”中的苛刻。但从我自己对朱熹的认知来看，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性格很丰富的人。书斋之外，朱熹是一个喜欢饮酒的性情中人，他也经常和朋友、和对手围绕各种问题争执得面红耳赤，和一个固执的老头子没有两样。同时，朱熹教育自家子弟做人做事的一些说法，更显示出这位老先生在儒家义理之外对人情世故的圆融：这件事这样做对我们比较有利；这件事我们退一步比较好……从这些对话里，我感受到圣人的光环之下，朱熹也有他凡人的一面。

记者：此次朱熹文献的整理，是一项有深度、有研究性的整理。这种研究性在整理过程中是如何体现的？

郭齐：无论是作品编年，还是对评论的整理、辑佚、注释，都需要做足案头功夫，在大量的比较、判断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在编注过程中，我们也不断针对发现的新问题撰写研究论文。在这期间，我们发表的与朱熹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近20篇。

记者：该书可以说是一次中、日、韩三国学者围绕朱熹进行的极有意义的学术交流成果。从那些此前较少被关注到的境外朱熹文献中，有哪些新的收获？

尹波：以我们对《朱文公大同集》的校勘举例。这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朱熹做同安县主簿时的诗文集，是朱熹现存的第一本区域性诗文选集。此前国内只存有它的元刻本，后来有一次我到韩国首尔大学访问时，发现那里的图书馆藏着一本明刻本，这是目前国内极为罕见的版本，后来又发现了清刻本，这就使《朱文公大同集》的研究整理有了比较充分的文献基础。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我和郭齐教授在1996年时合作出版了历史上第一本朱熹文集的现代整理本《朱熹集》，首尔大学图书馆竟藏有两个版本的盗版《朱熹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朱熹思想在东亚地区的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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