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顶流”是怎样炼成的？ 对话三星堆考古执行领队冉宏林

对话三星堆考古执行领队冉宏林 冉宏林在三星堆考古现场。

三星堆新一轮考古成果发布，国庆期间群众参观热情高涨。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9月2日摄）。 新华社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戴竺芯杨涛

2021年，三星堆祭祀区考古项目无疑是考古界的顶流，每一次成果的发布，都占据了热搜榜半壁江山。34岁的冉宏林，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这一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几个数据可以证实：一年里，除了统筹三星堆祭祀区遗址考古发掘进度，他还参加了大大小小80余场公众考古活动，对外解读三星堆；一年大部分时间待在三星堆，原来每半个月回家一次的他，现在只能请妻子抽空去工地探望。

如果说三星堆祭祀区考古项目是一套复杂的电路体系，冉宏林就是那套体系里的中转站，上传下达，所有的电流都需要流向他，再由他向不同环节输出。

一年过去，新坑的发现、精美文物的不断出土，让他感到兴奋和喜悦。另一方面，发掘后如何去系统整理？后续资料怎么消化？他同样为此感到焦虑。热闹喧嚣之后，一切归于沉寂，那才是更多的考古工作的日常。

两年前发现新坑 新成果一经发布引爆全网

一切的发生，要从2019年12月2日说起。

在冉宏林当天的考古工作日记中，他写道：下午2点13分，在第3层偏东南方发现第一件铜器，经过陈德安前站长确认，应该是一件铜尊，只不过目前刚露头，还未完全清理出来，如此一来，该坑为“祭祀坑”无疑。

考古队员在撰写工作日记时，需要客观记录。这段看似平静的文字背后，冉宏林早已兴奋不已。经过大约一年多的试掘和准备工作后，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正式对外发布新成果，一时引爆全网，变身“顶流”。

在冉宏林看来，三星堆“出圈”并不是意外。当那条露出青铜器边角的探沟出现时，如今的一切几乎都可以算在意料之中。“1986年两个坑的发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新发现的坑，也毫无疑问将再次让公众目光聚焦。”冉宏林说，这也是在新坑崭露头角后，着手筹备一年多才对外发布的原因。

三星堆火了之后 高兴的同时也有焦虑

自今年3月三星堆首次“拆盲盒”后，大半年来，大量精美文物不断上新，社会关注度一再攀升，这让冉宏林感到十分高兴。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焦虑情绪：出土了数量如此巨大的精美文物，发掘结束后如何去系统整理？保护修复工作怎么做？后续资料怎么消化？文物在博物馆怎么展陈更好？怎样让公众更好地理解三星堆？一连串的问题向他袭来。

“如果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做不好这些工作，对于社会、对于学者、对于公众来说，都是无法交代的。”冉宏林说，考古工作者必须要负责，不仅要对历史负责，更要对未来负责。

这些问题常常在他脑海里盘旋。作为执行领队，尽管事务缠身，冉宏林仍然坚持每天都尽量在现场了解发掘情况，了解整体进度和主要收获。事实上，早在发掘之初，考古队员已经进行了一整套发掘方案的设计。比如，针对文物修复，有关单位已经在三星堆博物馆内设立了文物修复中心，在修复的同时，面向公众开放。这些基础的工作正一步一步有序进行。同时，在考古工作持续进行中，考古队员也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调整计划和方案。

田野考古无止境 需要时间来还原历史真相

其实，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远不止媒体关注到的这些。2013年7月，冉宏林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选择回到了西南家乡。在他所学的夏商周考古专业领域，三星堆无疑是最重要的考古项目之一。

“那时候觉得1、2号坑出土的文物好多都是残件，我相信一定还有没有找到的残缺部分，肯定还有新的坑。”2013年7月17日，冉宏林来到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原三星堆工作站），开始他的三星堆考古之旅。

三星堆遗址面积广阔，到现在为止，发掘面积不及千分之二。除了关注已经出土的各种神秘文物，参加工作后的冉宏林和同事们还曾开展了系列的聚落考古，揭开了许多古代遗迹，包括真武宫城墙、马屁股城墙、青关山台地、月亮湾城墙、仁胜墓地等等……

如今，让冉宏林感到幸运的是，8年前他来到三星堆时，关于它的猜想正在一步步实现。考古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工作，而是需要时间和过程，来还原历史的真相。“没有前辈们给我们铺好的路，就没有我们的现在。”冉宏林说。

博采众长注重创新 三星堆同时兼具二者气质

三星堆遗址神奇在哪？在冉宏林心中，三星堆是国内同时期最能体现博采众长特质的遗址。他说，人类文化的传播一直是较为频繁的，在一个遗址区内，或多或少都曾与周边区域发生文化上的交流和联系。

“三星堆遗址是其中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遗址。”冉宏林说，从目前出土文物看，三星堆曾吸收了许多周边地区的文化特质。比如，中原地区用尊的元素，来自长江流域的城墙建造技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二里头的玉璋、殷墟的有领玉璧等文化因素，半月形地带使用金器的传统等等。其外来因素跨越区域大、来源庞杂，在国内很少有遗址可以与它相提并论。

除此之外，在广泛吸纳外来因素后，善于创新的三星堆人又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它完美地体现了借鉴、融合、创新的一整套流程。”冉宏林说，三星堆遗址的出土器物中，总给人一种若有若无、似曾相识的感觉。

比如，三号坑出土的那件顶尊跪坐铜人像，跪坐人和尊肩上的龙，都体现着三星堆人的创新之处。“创新的特质在三星堆一直体现得非常明显，我觉得这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也具有意义。”冉宏林说。

考古是为了什么 是为挖掘中华文明的基因

尽管今年三星堆已经成为考古界顶流，但在冉宏林看来，人们对它的了解仍然远远不够。“公众的关注很多，但是我们也很清醒地认识到，大家对于三星堆的关注和讨论，其实更多集中在对它‘奇奇怪怪’文物的猎奇上。”冉宏林反问，试想一下，如果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其他遗址的文物基本类似，还会收获如此多的热情吗？

在他看来，未来，也许进入到一个“全民考古”时期，公众才能真正的了解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冉宏林说，“全民考古”并不是全部的人来参与考古，而是公众理解考古、认同考古。“考古并不是挖宝，不是看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考古是为了挖掘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为了展示辉煌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给未来提供启示、借鉴，这才是考古。”

对于考古的理解，冉宏林希望人们不要停留在表面。对三星堆而言，人们不能仅仅聚焦于它们奇怪的“皮囊”，更要关注它的内在世界。这也对冉宏林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要考虑以后做怎样的研究，要怎么讲故事，才能让公众真正体会到中华文明是多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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