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信用就是经过核证的减排量。何锦峰表示,国内碳信用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为主,还有一些地方核证减排量,如广东碳普惠机制下的PHCER、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下的CDCER。这些核证减排量都是基于项目和特定的方法学,经过严格的审定、监测、报告、核查、公示、核证等一套严格规范、严密的程序才能签发出来。
“但是这些工作现在主要都是通过传统的人工方式完成,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减排量签发的客观公允性、计量的准确真实性都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何锦峰建议,主管部门和管理人员、相关智库专家的人类智慧和工作量应当主要集中到两端。
具体来说,一是集中在顶层设计前端,不断修订完善既有的政策法规、方法学,继续加大新方法学开发补充力度;二是守住监督检查后端,推进配额履约刚性执行,自愿减排和碳中和活动规范严谨。
“碳信用开发流程中的审定、监测、报告、审查、核证等工作则通过云大智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强化,减少人的主观活动,提升碳信用开发的客观公允性和计量准确真实性。”何锦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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