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开学后,位于成都狮子山的四川师范大学将启动修建校内第一所博物馆——四川民歌博物馆。这所占地约800平方米的博物馆,从策划到营建均由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负责。博物馆的陈列内容,由四川师大首任文学院院长、著名辞赋学家万光治教授提供。
自2004年6月始,万光治教授和他的团队历时13年,抢救、整理四川21个市(州)181个区县的3080首原生态民歌。万光治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通过出版物或博物馆的形式实现其充分的社会化,才能得到最可靠、最有效的保护与传承。
田野考察抢救民歌
学术领域的一次
追本溯源
在万光治教授家中,红星新闻记者看到《四川民歌论集》《田野活态文献考察与研究》以及四川民歌博物馆布展文案等书籍与资料,此外,更有十卷本集声、像、文、谱于一体《羌山采风录》《四川民歌采风录》。
指着《羌山采风录》和《四川民歌采风录》,万光治向红星新闻记者感慨道:“你看,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有多快。201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羌山采风录》时,其中277首羌族民歌的音像被录入三个光盘。但到了201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四川民歌采风录》时,一个小小的U盘就收录了3080首民歌。”
当红星新闻记者问到为何要耗费如此大精力作田野考察,采录民歌,万光治从民歌的发展历程讲起。他说,古代民歌产生于民间,因官方的取舍或文人的采撷,《诗经》《楚辞》以及汉魏六朝乐府等乃能流传后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不朽经典。然而官方与文人的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等同于民间。经他们有意地删削或无意地忽略,仍有更多的民歌被任其自生自灭。它们有的散落在历史的长河,从此无法觅回。古代民歌留给后人的遗憾不仅于此。因当时技术的局限,生动的歌吟失去了它的声音,留给后人的只是文字躯壳。这个遗憾不仅限于古代,也见于当代。文化遗产最难保存的是声音,歌手一旦离世,他的歌声也就永远被带走了。所以,万光治最为看重的,是他和他自己的团队对3080首原生态民歌的全息保存。
万光治不仅看重对民歌的抢救性保护,更看重对民歌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公开征集歌谣,刊于《北京大学日刊》。这场“歌谣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民歌自此成为现代文艺与现代学术关注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部在全国组织民歌采集活动,完成并由各省编印了分省卷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就其动机与目的、广度与深度而论,“集成”这一工程非历史上任何一次官方或个人的采诗活动可比,故其编成出版,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唯感遗憾的是,同样限于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未能借助音像的手段,保存歌手的演唱原貌。即使有个别地区至今仍保存有当年的录音资料,岁月也已经把它们的光彩销蚀殆尽。
“如果说历史留给民歌的,只是无可奈何的遗憾,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民歌面临的则是‘生存,还是死亡’的严峻挑战。”万光治说,生活方式的转变、现代传媒技术的强大覆盖力,挤压着民歌的生存空间;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蚕食着民歌的生存土壤。如若不开展有意识、有组织、有规模的抢救行动,民歌有可能被扭曲为商品,甚至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空谷绝响。
为此,2004年6月,万光治以义工的身份,在四川师范大学、成都文理学院的全力支持下,成立了民歌研究所,以县为单位采集、摄录民间歌手演唱的原生态民歌,实施“民歌拯救行动”。收集地方和个人采编的民歌集、相关的自然背景与人文背景资料以及有关民歌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建立“民歌资料室”。同时,将音像资料磁带转录入计算机硬盘,利用磁带、U盘、DVD等多种硬件建立“民歌音像资料库”,并不断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力求对所采录民歌资料作永久性保存。此外,还编辑出版和资助出版民歌采风集和相关研究论著,开展与民歌有关的学术与艺术交流活动。招收研究生,为民歌的采录与研究培养人才。
“我之所以转向原生态民歌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除了个人兴趣与上述原因外,我所从事的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与此实有更为直接的关联。”万光治说,古奥典雅的辞赋,曾经是他着力最多的研究方向。而关注力由辞赋转向民歌,由大雅而趋大俗,从现象看,似乎是一次兴之所至的学术转向。然而辞赋的源头本在“不歌而诵”的民间说唱艺术,只是因为它在后来文人化与案头化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口头吟诵,其文字的记录因此才有了典雅繁复的面目,所以,这样的转向,不过是在他学术领域的一次追本溯源。
经历逾十年的田野考察,从古代文学的苑囿跨到门外,与民间歌谣亲密接触,一些不知产生于何时,且继续存活于民间的歌谣俚曲,为万光治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引导他去研究一些过去不曾关注过的问题。
从民歌的收集整理 发现历史文化的变迁
民歌既是艺术的宝藏,也是学术的宝藏
在采访过程中,万光治多次提及“活态文献”这个概念。他说,“文献”一词包含两个含义--“文”指文字文献,“献”指口传文献。民歌是口传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作为固态形式的文字文献相对,是活态文献。他说,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以文字为载体的传世文献。他们经历代官方与文人的整理,内容相对固定,可以称作“固态文献”。而口耳相传的民歌一般很难考证其产生的时间,且在传承的过程中又经歌手的不断加工,故可以称作活态的文献。
固态文献与活态文献孰轻孰重?知名学者王小盾教授认为,活态文献的历史意义高于固态文献。他说,中国人的文字,从甲骨文算起,只有三千多年历史,但人类开口说话,可以追溯到十二万年前。由此可见,语言作为一种文学载体和传播媒介,其历史远远超过文字。文学和符号学研究学者唐小林更认为,两者的搜集与保存方式完全不同,固态文献只涉及一两种媒介,如书本、文物。而活态文献则可能涉及多种媒介,如民歌的媒介就特别复杂,至少存在语言媒介、声音媒介、身体媒介、实物媒介等,只有多种媒介联合表意,才能接近民歌原生态。
万光治正是从这些看似与他所从事的古典文学研究无关的民歌中,看到了它们潜在的文献研究价值。“历时13年的采风,口耳相传的民歌乃至一些充满乡土味的现象存在,深化乃至纠正了我很多关于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现象的认识。”他给红星新闻记者听了一首四川省万源县非遗传人何德山唱的《背二哥》:“背二哥,背二哥,哪个喊你背那么多?你把银钱看淡些,请个堂匠帮你背上坡。”背二哥源于旧时的四川民间。古代运输货物,江河有楫,平原用车马,唯有高山与深丘只能肩挑背扛。所以在四川盆地周边地区出现了背二哥这样的人力运输方式。背二哥们结伴出行,路途中常伴以歌声。歌中唱的“堂匠”是什么意思?经过了解,万光治发现“堂匠”一词源于河南省鲁山县。传说鲁山县是墨子的故乡,在这里曾经有互帮互助的民间组织--堂匠班。堂匠班的成员主要为当地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他们祭祀墨子,因为墨子提倡兼爱互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底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如谁家盖房、挖井等,大家都一起来帮忙。民歌里唱到“请个堂匠帮你背上坡 ”,可见在四川的秦巴山区,已有“堂匠班”存在,甚至已经有人将“堂匠”作为一种职业,专门在路陡难行的地方助背二哥一臂之力。此外,在四川秦巴山区的民歌中出现了河南特有的方言词汇,也说明了长期以来地方文化的往来与融合。
随着田野考察不断深入,万光治还以民歌与传世文献互证,对历史文化现象作更深入的解读。他从藏羌铠甲舞、征战歌共有的仪式特征与仪式性质,看到了周人伐商的“前歌后舞”与屈原《国殇》所记祭祀的原始形态。从《月儿落西下》与《逍遥记》关系的发现,看到了古代曾经有过的删诗、摘唱现象以及长篇叙事民歌的历史存在。从民歌歌唱与口诵的互动,看到了古代赋体文学口头传播方式与其语言特征的形成。从乡村民歌在传播中普遍存在的依声填词、看到了民歌向曲牌与词牌转化的生动过程……
诚所谓有心插柳、无意成林,本来以单纯记录词谱声像为目的的抢救性采风,最后竟然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学术热情。万光治在《四川民歌采风录》出版时写下近十万字的《绪论》,并留下若干尚待思考、有待成文的问题。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活态文献的民歌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在文学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研究方面,都极具潜在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
营建民歌的声音博物馆 让民歌在多学科领域发光
在集文字、乐谱、图像、影像、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于一体的《四川民歌采风录》出版后,万光治便有了建立四川民歌博物馆的想法。
据万光治撰写的《四川民歌博物馆布展文案》,四川民歌博物馆分八个展厅:四川民歌概说,四川汉族民歌(一),四川汉族民歌(二),四川藏族民歌,四川羌族民歌,四川彝族民歌,各族移民与四川民歌,四川民歌的改编与传唱、保护与研究。其中,每个展厅分门别类,用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展示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歌特色。届时,观众不仅可以看到采风时的图片、歌词、乐谱,还能通过扫描二维码听到该歌曲的原声。“最后,博物馆将设置一个民歌试听室,有3080首四川民歌与根据四川民歌改编的合唱歌曲可供观众欣赏、下载。”万光治认为,四川民歌博物馆选址校内,首先是为教学服务,其次是面向社会开放。他希望这座有声博物馆不仅为音乐工作者提供参考与研究,从事宗教、民俗、社会学、人类学等各领域的专业人士,都可以从中发掘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侧记
——万光治给年轻人的四点建议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采访结束时,万光治应红星新闻记者要求,就自己13年来对四川民歌采集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提供给年轻人作参考:
第一、做事存有好的动机和目标。比如抢救与保护四川民歌,在当前已经刻不容缓。这个工作一旦启动,无论其收获大小,都是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第二、做事要有好的开头。1995年,万光治曾和他的小团队考察鸦片战争以后南丝绸之路历史功能的变迁。但由于缺乏经验,更缺乏充分的准备,采访的内容与质量不高,是一次失败的考察。正因为有了过去的失败的教训,所以万光治在2004年出发之前,对采录民歌的原则、方法做了缜密的策划,这才有了后来的成果和收获;
第三、做事需要顺势而为。任何工作一旦启动以后,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将面对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在最初设想的计划之中。比如万光治最初计划采录西部的民歌,最后才发现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于是及时调整为首先采录四川民歌。此外,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随着采录材料的不断丰富,自然开始有了比较与思考,于是有了学术的研究。同时,因为感动于四川民歌的魅力,更有了将其推介给社会的想法,于是就有了后来与四川师大文学院、音乐学院合作而推出的“四川民歌合唱音乐会”,以及正在筹建中的“四川民歌博物馆”。可见出版图书、开展学术研究、举办音乐会、筹建博物馆,最初都不在万光治最初的计划之中,它们都是采录四川民歌工作启动后顺势而为的产物;
第四、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种种收获,皆有赖于对目标的坚持;唯有持之以恒,方能水到渠成。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曾琦 摄影报道
部分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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