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开始戏曲改良

社会教育 伶界文明

开启于清末维新及新政的时间窗，由四川官绅耆老主导的四川戏曲改良，从“酝酿”至“粗定”，从“决行”至“有成”，前后历时一二十年。戏曲改良的要旨是：破其陋，诸如“不可演神仙鬼怪之戏”“不可演淫戏”“除富贵功名之俗套”等；立其新，诸如“排成新戏”“采用西法”“新式戏园”，其核心是正风易俗、开通民智、教化民众、补助教育。清末之时，戏曲改良辐射到四川的中心城市。戏曲改良延续至民国中期，“改良戏曲”或“改良旧戏”的旗号，依然在鼓吹与推行，只是时过境迁，“改良旧戏”与“革新新戏”已经是另一番景象。自清末改良之后，四川戏曲的戏场、戏业、戏风与戏艺，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和重大的变异：封建的“高台教化”及“贱民贱业”的陈旧观念，逐渐被近代的“社会教育”和“伶界文明”所取代；城市化、商业化与商品化造就了城市戏场与戏业的繁荣一时、大放光彩。与此同时，自古以来的崇祀、教化、民俗、娱乐“四位一体”的演剧体系，顷刻之间就分崩离析、瓦解消融，脱离了传统戏场、戏业、戏风的戏曲艺术，其本色原理与乡土风味也在日渐退化。四川的传统戏曲行业在清末民初发展至历史高峰之后，开始转入一路下滑，预演了古典戏曲在近现代社会中的式微和裂变。

笔者将清末民初贯穿起来整体观察，上起清末维新、下至“五四”运动，作为川剧近代化的一个历史分期。就川剧而论，这是一个新旧转型、新陈代谢的过渡时期，也是川剧即将跨入现代化门槛之前的盛宴时期，以后川剧将“悲欣交集”地应对和适应新时代、新世界、新政治、新文化的巨大挑战。

慕优生《海上梨园杂志·序》称：“十数年来，中国凡举一事，莫不舍旧而谋新，于是戏剧亦有改良之名”，戏曲改良发生在清末维新运动的前后，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改良的重要方面之一。从清末变法运动以后，从东向西、从北到南，戏曲改良遍及全国，但各省风气有先后、风格有异同。四川戏曲改良发生的时间早，几乎与沿海中心城市同步；参与者众多，从封疆大吏、乡贤名望，以至“倡优鼓吹”；通过政策、制度与措施的配套与落实，具有辐射面广，影响深远等特点，显现为一场区域特色鲜明、本土风格突出，且与全国戏曲改良思潮相互动的运动。

四川的戏曲改良运动，直接受两种社会趋势的推动：一是政治开明、社会转型的发酵；二是都市趋新势力的凝聚，两种趋势交错互渗，推衍出了四川戏曲改良的时代特征、空间特点和地方特色。从时间上来看，近代政治改良运动为戏曲改良提供了一个发生的温床，近代文艺改良思潮的兴起以及西方艺术形态和理论的传入，对戏曲改良起到了催生作用，具有开明思想的官绅阶层挺身而出，赋予戏曲“补助教育”的新精神，实施了行之有效的改良措施。从空间上来看，四川风气虽然一直显得较旧，“对于新潮发生一部分的排拒情势，但四川人的省性，特别是成都自来为各省知识分子所流寓之地，又较为敏感与流动，聪颖而欠沉着，故对川外的思想及活动，虽得风气较后，也就容易闻风而起”（李磺《学钝室回忆录》）。在外部刺激以及内部求变的综合因素下，在官、绅、学、商、伶的合力作用下，促使改良运动广泛扩散和深入发展。

戏曲改良 理论先行

戏曲改良运动包括理论宣传、创作实践和舞台艺术革新三方面的内容。

舆论宣传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类：四川政府的公函、文告；改良机构和团体的文件；四川报刊的论说，散见于《广益丛报》《重庆商会公报》《四川官报》《通俗日报》《四川学报》《四川教育官报》等，如成都《通俗日报》辟有“戏曲改良”专栏，而重庆《广益丛报》刊发有论说、新剧，可谓川省戏曲改良的舆论中心；个人的文集著作，如傅崇榘《成都通览》、朱金圃《川边政屑》中多处涉及改良戏曲。

戏曲改良乃是就戏曲的“高台教化”起论，只是“教化”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变化，将戏曲与城市治安、商业繁荣、文教昌盛，以至与民族危亡、世界潮流做系统的关联，视戏曲为“社会教育”“民众教育”“通俗教育”中重要之一环，四川官绅力倡改良戏曲，有三个明确目标：

遏乱源 1902年四川布政司、按察司通令全省各地，查禁演戏、烟馆、赌博及邪说诸书。此次查禁乃是基于川省风俗陈旧，演戏有增盗匪气焰，演唱淫戏，败坏风俗，其害尤大，因而予以查禁。1909年四川谘议局又再度抨击川省戏曲“恶劣已极”，除诲淫之外，杂以会匪旨趣，影戏则多涉迷信，农夫俗子易受蛊惑，故此“是非仍从通俗教育着手，改良小说、戏曲、宣讲等类，不足以遏乱源”。

推新政 四川地处边隅，风气落后，“顽锢学究”“无识妇女”“下流社会”，往往拘墟旧习，阻挠新政，迷信邪说，妨扰治安，与“预备立宪”相冲突，地方大吏重视戏曲在影响观念、支配言行、动员民众中的潜在作用——即所谓“戏曲感人最深”，因此力推戏曲改良。

开风气 四川官绅一致认为“正心厚俗，非改良戏曲不为功”。正如清末改良剧本《邺水投巫》借西门豹之口倡导“现在是改良时代，当办的事顶多，最要紧的是整顿风俗”。通过戏曲的教化功能，在禁鸦片、戒缠足、兴女学等社会改革方面，可产生寓教于乐的功效。

由于戏曲的社会教育意义及其在群众中的深远影响，鉴于“戏者，入之至深，感之至速，方针一误，沦陷随之”，将戏曲改良的宗旨归结为“改良戏曲，补助教育”八字方针，以改良戏曲“补学堂之罅漏”。

这些文章除论述戏曲改良运动的目标和宗旨外，还涉及以下问题：

1.尊重戏曲演员人格，鼓励有志之士投身戏本创作。认为“提倡新戏，须先改良优界人格”，并举证“泰西伶人，皆例上流，往往学术湛深，洄逾流俗，故能躬木铎之任”，以此来批判川省社会中鄙视戏业，不齿“戏子”的封建观念。

2.提出广设戏园、教习伶工。认为戏园为“改良社会之利器”，借以编演新戏，鼓吹文明；为训练演员，提出“限日传名优，听编者口讲指画”。

3.抨击旧舞台的种种弊端，提出“淫戏之关目禁，可使成都奸淫之风渐稀。凶戏之关目禁，可使成都人命之案日少”。

4.认为改良工作重在戏本，如州判朱金圃向总督赵尔巽上条陈建议，戏本应力戒淫污、急破迷信、语禁齐语、仍用川腔。

5.将一些社会问题编成戏本，广为刊载，“使阅者悉心旷神怡”，编印“广训国民之戏科书”，与学校教育相得益彰。

戏曲改良的主张和措施建议，贯穿着对传统封建思想、川人保守意识的批判精神，对戏曲改良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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