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 诗歌给予我们希望与光亮

观潮

12月10日上午，2020·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我们共同的星球见证诗歌的温暖力量”主题访谈活动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人吉狄马加，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诗人梁平，鲁奖获得者、诗人阎安，《中国艺术报》总编、诗人康伟，《诗歌月刊》主编、诗人李云，《诗潮》主编、诗人刘川，《上海文学》副社长、诗人张予佳，《花城》编辑、诗人安然，诗人老房子、林雪、邰筐、布木布泰、施施然、晴朗李寒、包苞、于野以及俄罗斯诗人鲁登科·瓦列里、伊琳娜·丘特诺娃，哥伦比亚诗人李戈，美国诗人小易，斯洛伐克诗人马里昂·马霍等欢聚一堂，畅谈在这个特殊的“冬天”，诗歌给予人类的希望与光亮。

□成博 邓涵予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

借助诗歌找到共鸣

鲁奖获得者、诗人阎安作为首个发言者，直言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坐下来讨论诗歌，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新冠疫情证明了人类无论民族、国家、信仰多么不同，归根到底都是命运共同体。人们应该像伤痛自己一样，为人类的伤痛而悲哀。”而人类借助诗歌，找到共鸣。翻译家、诗人晴朗李寒阅读了大量歌颂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诗歌篇章，“那么多人在用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平台阅读诗歌，肉身可以隔离，而人们的情感无法隔离。”同样，在诗人施施然的文学世界中，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技艺，同时更唤起他者对等的心灵感受，“在诗歌中，我们共同感受喜悦，也感受伤痛，同时奋而立起，迎接终将战胜疫情的那一天。”

疫情期间，甘肃省陇南市作协副主席、陇南诗歌学会会长包苞一直在用诗歌记录生活。有目睹，有反思，有展望，“诗无国界。好的诗歌，会跨越种族和偏见，形成灵魂的共振。”而除了情感上的共鸣，包苞还将诗歌视为人类前进的“进行曲”，“每遇大事，诗歌总会冲锋在前！”是的，在灾难面前，诗人的表现总是积极勇敢的。这一点，诗人安然深有感触。“大量关于疫情的诗歌以井喷的方式出现，在绝大程度上传递了温暖和大爱，这也是参与抵抗灾难的一种有效方式。”诗人林雪感言诗歌为人类的灾难不仅能构建记忆档案，安抚、缓和情绪，更提供希望、提供救赎。诗人布木布泰也表示，疫情期间的诗歌写作，向全社会传递了信心和力量。

《上海文学》副社长、诗人张予佳，在访谈中，三次发问：“诗歌有什么用？”他认为，人类文明有很脆弱的一面，瘟疫、海啸、战火，还有霸权都能轻易损毁它，循环不休，“每一场轮回，我们都在残存的基础上再弥补、修复，历代主要也靠诗歌与文学传递的人文薪火，跨越精神天堑和文明断层。”诗人老房子和邰筐则进入更深层次的反思，纵有诗歌抚慰人心，但全人类也一定得明白，这也许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警告，“让人类学会和大自然和平共处，让人类更珍惜生活，热爱世界。”邰筐如是说。老房子则直言：“待回头来看，人类如何适应大自然，所有人都应该去思考。而诗人，应该有更深刻更敏锐的认识。”

诗人有出精品的责任

疫情改变了全世界，作为用“语言黄金”来表达人类心灵的诗人，该有何作为？该不该写，怎么写？这是值得深思的课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诗人梁平坦言，他听到两种声音。“第一种，我看到很多诗人在第一时间写了自己的作品，哪怕他到不了一线。虽然他人到不了一线，但是他的心已经到了一线。且不管写作水平如何，我觉得这种写作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是值得尊敬的。第二种，有人提到那句著名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个人的态度，面对这种声音，写作者应该感到愤慨。很多人都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庚子年的新冠疫情，总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这种冲动，我认为值得尊重。这半年，我也写了几十首关于疫情感受的诗。这是基于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其中还有一首，我是专门针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种公共灾难之后的声音，表达我的观点。这是我对这种声音直接反击的行动。”梁平也再次强调，“今天在这个场合，我也再次重申：面对公共灾难，诗人还是可以写诗的，而且非常应该写诗。因为面对一个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不能完全无动于衷。你要用你的文字，你的作品，参与这个事件，与命运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

《中国艺术报》总编、诗人康伟则认为，中国的诗歌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由此引发的关于诗歌写作伦理、诗学项目、诗歌的社会现象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具有特殊意义，“今天这个访谈活动，正好可以对我们抗疫诗歌写作，进行一个很好的总结和交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创新型的深度的写作，会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康伟期待，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期间，可以出现经典性的作品。

《诗歌月刊》主编、诗人李云有着同样的期待。结合疫情期间对《鼠疫》等经典作品的重新阅读，李云表示，诗人要在疫情下创作出精品，需要具备精品意识，对作品进行反复的打磨。其次，诗人要有超敏感意识，对稍纵即逝的过程进行敏锐地捕捉，从生活中捕捉诗意，“反映疫情的诗作不能只带来一片灰色的基调，要让读者看到希望、看到温暖，给予力量。”《诗潮》主编、诗人刘川则提出这样的思考：“抗疫和疫情之后的写作，如何运用‘诗’作为‘思’的工具？”

外国诗人也在探索诗歌的最大价值

在这场全球性的疫情之中，国外诗人也深有感触。哥伦比亚诗人李戈以《诗歌不能被隔离》为主题，将自己所经历的以诗意的语言与众人分享。他说：“在这几个月的隔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诗句如何从行星的各个角落大喊大叫，诗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无论多少字句被掩盖，都无法将其锁定，诗篇将会通过缝隙传递出去。”提到加缪的作品《瘟疫》，何塞·萨拉玛戈的作品《盲目随笔》，李戈认为：“在一个复杂的时期，自私和恐惧会比病毒感染本身严重。这就是电影、小说和诗歌中的文学向我们讲述的强制性禁闭的深层心理恐怖，文学就是那种光明。”

疫情期间，很多文化活动都改成线上方式进行，这客观上使身处中国的俄罗斯诗人伊琳娜·丘特诺娃有了更多机会参与全球各地的诗歌活动。“疫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原来无法参加的活动现在可以参加了，也使我不断思考这个因为疫情到来的全新的时代。”在丘特诺娃看来，当下诗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思考如何呈现这个被疫情改变的时代，以及人们在这个新的环境下的生存状态。丘特诺娃提出“诗人为谁写诗”的问题，认为优秀的诗歌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诗人描述今天怎么面对新的情况、人类呈现出怎样新的状态，在历史上会有价值。”

美国诗人小易认为，诗歌的力量在诗人的手里，“诗人用最少的语言说最强而有力的意思，疗愈我们的世界，让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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