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日报社社区记者 谢幼林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11月22日,达川区石桥古镇天气阴冷,气温陡降。在瓦石坪村一个单家独院里,就着一炉炭火,耄耋之年的抗美援朝老兵杨名汉,精神矍铄,满脸红光,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高架营”的峥嵘岁月。
1951年3月,“抗美援朝”征兵工作在永进乡展开了。时年15岁的杨名汉一腔热血,报名参军,却被三哥杨名元给“挤”了下来。“你还没有成家,留下来照顾母亲!”谁知,三哥体检复查没有通过,杨名汉又迎来了报国从戎的机遇。“美国侵略朝鲜,觊觎中国,我们要把美国鬼子赶回三八线去!”杨名汉还能记起当时新兵入伍大会的情景。接着,他和战友们坐汽车到万县,再坐轮船经武汉,乘火车来到东北。
杨名汉被安排到独立1营,“我们营有300多名战士,都是四川新兵,每人配发了一把三八大盖步枪。”杨老说,鄂城风大,马粪经常吹进战友们的碗里,但是大家斗志昂扬,刻苦训练。
“我们马上就要入朝作战了,独立1营出去当通讯兵,主要负责架设高空电话线!”1950年9月,高营长宣布任务后,独立营离开鄂城,经四平、沈阳,来到丹东市的鸭绿江边。一天夜里,独立营搭上军列,悄然入朝。“过了鸭绿江,列车只开了半个小时左右,部队下车,连夜行军。”杨名汉回忆,独立1营分三个连,每个连有一个联络员,由中国人中的朝鲜族人担任,能够讲汉语和朝鲜语;营部有一个朝鲜的向导,熟悉当地地形,负责带路。
天逐渐亮了起来,部队来到一个叫“四家门”(音)的地方。沿着小山坡,穿越一片丛林,部队准备在上面的平坦地带测绘高架电话线路。战士们两人一组,拉大锯,砍树做电杆。在树林里有几座新垒的坟墓,向导告诉大家,这里面埋葬着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为了便于识别,朝鲜人民用稻草搓成绳子,将坟墓围了一圈。“满含热泪,脱帽敬礼,我们心情异常沉重,大家发誓,要为死去的烈士报仇雪恨!”当天夜里,杨名汉裹着雨衣,久久难以入睡。
在“四家门”,独立营用标杆测绘线路,每50米放置一根木电杆,每根大概五六米高,等待其他部队前来安装磁葫芦,架设电话线路。过了一段日子,一路向东,独立营来到了成川郡大同村(音),这才正式学习架线技术。在大同村,杨名汉亲历了他在朝鲜战场最刻骨铭心的一幕。“敌机呼啸而至,投下两枚炸弹,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一所小学,几十个娃娃被炸得血肉模糊,现场惨不忍睹!”说到这里,杨老老泪纵横,声音颤抖。那一天,杨名汉带着几名战士,去营部领取粮食。在回连部的路上,也许是志愿军肩扛的白色面粉袋子太过醒目,敌机从狼林山脉,沿着大同江俯冲而来,追着杨名汉他们,先是机枪扫射,接着投下了炸弹。当时,大家没有携带武器,“卧倒!”在一片高粱地里,大家扑卧在粮食上面,都没有受伤。这是杨名汉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后来,两个独立高架营会合,开始在大同村附近修建防空洞。作为直属高架营,杨名汉离后勤司令部其实很近,杨老告诉记者,他多次看到司令员洪学智,“虽然军务繁忙,身材魁梧的洪司令偶尔还会与战士们一起玩玩扑克牌。”
在成川郡这几年,杨名汉不是在架设线路,就是在巡检线路。“在一根木电杆上梢,通常是一根横木,左右两个大瓷葫芦,挂有两根铜芯线,通往北京及彭德怀驻地;在大葫芦下方,挂有一根备用电话线,专门用于司令部与高架营之间的通联。”杨名汉说,主线路如果断了讯号,总机室会马上呼叫独立营,立刻处理,不论天气,不分昼夜。
“记得有一次,总机室呼叫,说高架线路有敌人监听,要我们立即排查!”带上装备,杨名汉与战友们立刻出发,步行几十公里,挨个排查杆路,终于在一处紧靠悬崖的杆子上发现一根细如头发丝的小铜丝,垂在地面上。原来敌人剥开主线,接下铜丝,插上电话机就可以窃听志愿军的军事机密。
后来,独立营南下,专门守护19兵团的电话线路,每个班负责15里的线路巡查。“好几次路过毛岸英的墓地,我都会脱下军帽,鞠躬致敬。毛岸英的坟墓就在半山腰,那时没有塑像,没有墓碑,但是战友们都知道,那是毛主席的儿子。”杨老的讲述,令记者肃然起敬。
“我们后勤部相对前线,极少与敌军正面交锋,但我在朝鲜那几年,仅仅通讯兵,非战斗减员也在1000人以上。”1955年5月,20岁的杨名汉被提拔为班长,训练新兵。1957年2月,在朝鲜人民共和国成川郡,朝鲜人民载歌载舞,欢送志愿军,怀揣着200元补贴,杨名汉回到了石桥古镇瓦石坪村老家。
1957年8月1日,建军节,杨名汉与妻子何文珍喜结连理。夫妻二人育有3儿2女,现在杨老已经四世同堂,子孙孝顺。
和社区记者临别时,杨老戴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面对太阳升起的地方,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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