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追寻》 为“诗意的栖居”敞开一整片大地

张枣，湖南长沙人，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诗人，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人之一。1986年起旅居德国，获特里尔大学文哲博士，后在图宾根大学任教，归国后曾任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3月8日，诗人因肺癌在德国图宾根去世，终年48岁。以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天为主题的电影《永恒与一日》（1998）剧照。《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

作者：张枣

译者：亚思明

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年8月

严格来说，张枣的留德博士论文《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有颇多可商榷之处，譬如各章节采取的研究方式不一，对“现代性”缺乏提纲挈领式的表述等。但瑕不掩瑜，张枣贯穿全书的文本细读无疑是一把钥匙，使通往文本内部之门向缺乏解读手段的读者敞开。从鲁迅到闻一多，从冯至到北岛，张枣从当代诗人的写作经验出发，为我们构筑了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脉络。

何为现代性：无从歌颂，亦无可反叛

何为“现代性”？在谈论这本《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时，有必要先对这个指涉庞杂的词语稍作阐述。

工业革命与全球化塑造了我们现代生活的基本样貌，启蒙运动则定义了现代价值，从这层意义上看，作为一种客观描述的“现代性”以及作为某种价值取向的“现代性”都是社会运动的结果。而在文学意义，尤其是诗歌意义上，“现代性”是结果的再结果。诗人们承受了现代生活（相对于过去时代）的混乱与无力感，亦对过往的精神传统有所反思，从而发展出了现代性的言说方式。

胡戈·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中所言可资借鉴：“诗人们历来就明白，忧愁只有在歌吟中才会冰释。这便是通过将痛苦转化为高度形式化的语言而使痛苦净化的识见。但是直到19世纪，当有目的的受苦转化为了无目的的受苦，转化为了荒芜，最终转化为了虚无时，形式才如此突出地成为了拯救……正如诗歌要与心灵相分离，形式也与内容相分离了。”

从“无目的”到“荒芜”乃至“虚无”的递进切中了现代性的核心。在新的现实中，诗人无从歌颂，也无可反叛，意义开始被怀疑并逐渐消解。然而也正在这时，形式的重要性却愈发凸显，甚至脱离整体的主题目的拥有其独立性。亦即是说，一个句子、一种结构可能和整个篇章拥有同等分量。

于是，写作这一历时久远的行为开始被重新认识，它未被重视的功能恰在此时得以凸显。如果言说无力纠正现实，那么，也许它依赖自身的审美功能，能对现实作出对抗甚至超越。这本《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即是为张枣所辨识出的，汉语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循此探索的一条伏线。

《野草》：“追寻”自鲁迅始

以往新诗论著多取胡适《白话诗八首》或《尝试集》为起点，强调其作为白话诗源头的文体意义，张枣则不然。在对1949年以前的诗人略作划分后，他选择了鲁迅的《野草》作为阐释的开端。

从这一选择中，我们更能理解作为一种诗学主张的“现代性”和时序上的“现代”之间的区别。白话文写作固然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但其背景（或者说，它所寄身的那种实践）却与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不同。汉语诗人何时真正面临现代性语境有待商榷，但大抵是近四十年的事，而1949年以前的汉语诗人，其现代性或者更多依赖于个体禀赋而非整体语境。

在此意义上，张枣对鲁迅的推重是一次诗学意义上的重估，书中对《野草》大篇幅的文本细读，着重强调鲁迅的“元诗”意义，即：将现实中的失语危机再现于言说过程，借象征手法以生发诗意，从而完成精神意义上的自我修复。这意味着，写者并非先在现实中克服危机而后才能结束失语，恰恰相反，言说本身便能对抗甚至超越现实。而且，借非个人化的写者自觉，对抗与超越亦非自我耽溺。

譬如《秋夜》一篇，“我”仅作为一个默然的观察者存在，而在视域中，“冷眼”“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的天空”构成一种压制力量，落尽叶子的枣树却有最直最长的几枝直刺天空——这是一组对峙，但对峙之外却仍有冷夜中瑟缩，却依然梦见春天的小花以及扑向灯罩的苍翠的可爱、可怜的小飞虫。

值得注意的是，在《秋夜》中，叙述天空和枣树的，均为冷静平抑的语气，但谈到小花和飞虫时，却使用了极为细密怜惜的音调。这无疑是宣称，其文心在此而不在彼。同样的，作为一种写作姿态的再现，诗意生发的动作亦在此而不在彼。

《野草》中的二十余篇，大多类于此种情境。当然，言说者未必每次都能寻到慰藉，有时也彷徨茫然。但确定的是，他并非置身对抗，而是潜心寻觅，和《野草》以外的文本不同，亦和鲁迅为人们所熟知的那个峻刻形象不同。盖因这并非对峙的时刻，而是努力克服失语，自我修复的时刻。

不过，张枣对鲁迅的观察固然带来了重新认识《野草》的可能。然而，鲁迅究竟抱有多大程度的现代性自觉依然值得商榷，这并非对文本自身的不满，而是对生成《野草》的处境存有排斥心。换言之，鲁迅先知先觉地辨认出了可能的现代性语境，却对此心存抵牾。故而他在《野草·题辞》中说道：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诗人的冒险：在两难中寻觅

除了对鲁迅的重估外，这本书揭示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追寻者身上的两难困境。

现代主义生成于浪漫主义之后，它对浪漫主义的警惕，在“去个人化”这一点上体现的十分明确，不谋求诗人个体强烈情感的显现，亦避免一种单调的强音（譬如雪莱在《西风颂》中那种强烈的吁请语气）。诗人作为抒情主体，往往自我简化，或者戴了面具，扮成他者（如马拉美笔下的牧神）。其意识亦通过象征的手法投射到外物上。

如此一来，当抒情主体与客体都被客观化之后，写作也由一种高度内在的行为转化为一门客观化的技艺。诗意不再由诗人主体性的声音生发，而是在语言自身的秘密中被寻觅。由此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发展出了“纯诗”概念，要求诗歌摒弃日常经验与教化，任语言魔术发挥作用。

从张枣的书中，我们能看到，在鲁迅之后，闻一多、卞之琳等1949年以前的代表性诗人，察觉到了纯诗的写作自觉，并创作出了有启发性的现代性作品。但社会现实却牵动着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将他们置于纯诗与现实的两难中。

这一时段的诗人，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革命实践，客观上造成了现代性探索的断裂。现代性再度被拾起，是在先锋诗人群体中，当诗人们体悟到诗作为一种对抗性语调的可疑后，他们重新打量自己的写者姿态，并回归到对语言的自律中。

这并不等于说，诗人们就能从两难中抽身。只不过，从一种可辨认的特殊困境，转向了更具普遍意义的现代性困境。

在他早于本书的《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一文中，张枣曾断言，当代先锋诗歌所面临的危机是先锋诗歌在追寻元诗结构的过程中，对“词即是物”这一信念的实践，最终背离汉语诗歌“词不是物，诗歌必须改变自己和生活”的美学信念，从而呼吁在先锋诗歌的发展中包孕这一两难处境而继续向前。他本人也曾以“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声明自身的写者姿态以及对汉语传统的维护。

但在本书中，张枣却只引用了《朝向》第二节对先锋诗歌的文本细读，并从荷尔德林的“敞开领域”中另辟新论，要求写者向“敞开而无可能”的远方冒险。实际上，这仍然要求诗容纳生活，并为荷尔德林所言“诗意的栖居”敞开一整个大地。只不过，现代生活急剧变化带来的陌生感，使得“大地”生成之前，诗人们首先要向那光怪陆离的远方，展开恒久的冒险。

□张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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