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灵动与史的厚重 略论赵晓梦《钓鱼城》中的史料注释价值

□ 庞惊涛

赵晓梦长诗《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用接近一半的篇幅，对他的1300行长诗进行审慎而翔实的注释，不仅极大地增强了长诗本身的可读性，也为长篇叙事诗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感。诗宜隐讳，尤其是当代诗，注释往往被看成“画蛇添足”而多被诗人所不取。《钓鱼城》注释的出现以及执意强化，无疑为当代新诗、尤其是长篇叙事诗创作技法的创新和突破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示范。

《钓鱼城》诗注的方法

和历史上的古典诗注传统理路不一样，《钓鱼城》的诗注不是后人对前诗的补注，而是作者在创作《钓鱼城》时即已架构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诗人自己写作并自己注释。细读《钓鱼城》的十七条注释，可略窥作者赵晓梦的传统阐释学旨趣。他对《钓鱼城》的创作，在明确诗史互重的前提下，实则更偏向于“史”，即通过注释来完成对历史的解析求证，而不是通过注释来延长诗的抒情。由于《钓鱼城》呈现了一定的古典注释学的面貌，这就使《钓鱼城》的整体文本，显示了史著严谨客观的学术气质，而不是单纯体现为诗的浪漫与灵动，因此较之其他相类的长篇叙事诗，更具有启发性和创造性。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陈永正先生在他的《诗注要义》一书里，对诗注提出了文学与文献学兼重的学科要求，以此可以移来解释《钓鱼城》的诗注方法论，即长篇叙事诗高度的文学性与文献的高度严谨性统合，两种学科在赵晓梦精巧的糅合下，使诗的部分呈现了文学的灵动，而文献的部分，则呈现出了史的厚重，实则体现为历史的分量，二者相得益彰，互借光辉，合成双璧。

在具体的注释选择上，《钓鱼城》显示了作者便于读者理解和历史辩论为主的原则。因此，十七条注释，几乎没有一条和诗本身的情绪以及意境相关，而紧扣历史人物、地名以及名物而展开，其材料选取，也注意在充分利用《元史》等官方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兼而采用地方文献、志书、行状、笔记、见闻录乃至出土文物，以客观呈现诗所不能呈现的历史面目，给读者提供一个自行辨别历史的机会。如关于蒙哥死因和死地的注释、蒙哥葬地“起辇谷”的注释，都最大可能地将作者所掌握的史料客观呈现。读者在激发诗情之余，也可以通过注释，弥补蒙元史认知的不足，并构成自己的史实判断。这种诗注方法，也使《钓鱼城》这个长篇叙事诗，兼有了历史随笔的副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钓鱼城》中对内部资料的运用，可能会为正统史家所忽略和轻视，但赵晓梦却理直气壮地将它引在了注文中，体现了一种诗注的开放态度。显示为内部资料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是1981年10月15日至20日在合川召开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专家论文的结集。虽然是内部资料，但专家论文仍然很有史料价值。我在写作“杭州的儒家与书院文化”一书时，也特别注意杭州及所辖区（市）县编辑整理的“内部资料”，它们虽然不是正规出版物，但由于大多是地方政协牵头整理的文史资料辑，往往于史有补。赵晓梦在《钓鱼城》中的史料注释，特别注意对“内部资料”的运用，可能和他作为合川人，十分谙熟并能全面掌握地方文史资料相关。

《钓鱼城》诗注的情怀

古典诗注特别注重注者的才学，以“才学为注”历来是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钓鱼城》的诗注，虽也不乏才学，但蔽见以为，《钓鱼城》诗注的可贵之处，仍在情怀，即诗人在注中所体现的历史态度和观念。

史家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哀江南赋》中云：“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这种浅深之异体现在《钓鱼城》的注释中，正是注者本人所持的史观，是否为读者所感染认同。我注意到，赵晓梦在《钓鱼城》的注释中，倾注了诗人特别的敏感和人文关怀。如对王坚的抱屈，则不失为“史家”的诗性流露。

《钓鱼城》注释第十三条：“蒙哥死后钓鱼城之围立解这是事实，这也是守城主将王坚最光辉的业绩，仅此一条他也足以位列南宋名将之列。但找遍《宋史》，竟未见为王坚立传，遂使一代抗蒙英雄湮没无闻，史家争议不休。”

这样的诗注，正是注者跳出冷静的历史，以诗人的热血，为英雄叫屈。事实上，他在注释过程中“找遍《宋史》”的这一举动，就流露出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而非注者的冷静。在这里，“以才学为注”开始主动让位于“以性情为注”。

《钓鱼城》注释第十五条：“姚从吾先生依据详实的史料考证了熊耳夫人的家世、王立与合州得救经过，指出李德辉不主用兵而与合州王立‘妥协’（招降），乃是他的一贯主张，至于熊耳夫人的致书，实仅是一个助因与巧合罢了，《钓鱼山记》所说的，她姓王、曾为王立义妹、曾为李德辉做鞋有式等等，则全属圆谎、臆造，是故事而不是信史了。”

熊耳夫人为元王相李德辉写信做鞋，以使合州一城人得活的传奇，在合州抗元历史中具有很高的传播影响力。赵晓梦在注释中，除了充分展示这个传奇的各个源头之外，不忘用已故历史学家姚从吾的观点和地方文史专家的态度，摆正这一传奇在《钓鱼城》中的正确位置：“那是一个故事！”注者的历史情怀在这样斩钉截铁的回应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钓鱼城》的注释中，也充满了注者对忠与奸、正与反这两组历史人物的爱憎之情。同为余姓，前任四川制置史、知重庆府、抗元英雄余玠和继任四川制置史、知重庆府余晦，在注者的笔下忠奸分别、正反昭然。“从余玠部属的这一反应，不难推测余玠本人对朝廷轻率地把余晦派来四川的深深失望和愤慨，因为这不仅是对余玠个人的嘲弄羞辱，而且也是对神圣的抗战事业的玷污糟蹋。”此类情绪，在《钓鱼城》中还有不少。这些注释，相比单纯学术性的、干瘪的、冷静的和毫无倾向性的注释，充满了诗性的人情味。这正是《钓鱼城》诗注的价值之一。

《钓鱼城》诗注的价值

在诗人的眼中，《钓鱼城》是一部灵动的历史叙事诗；而在历史爱好者眼里，《钓鱼城》不失为一本诗具史才、史蕴诗心的历史随笔。对新诗，我素来不敢发言，但对历史随笔，或许可以透过《钓鱼城》这个独特文本中的诗注，阐发一点它的价值。

一是诗史互重的写作倾向。《钓鱼城》在写作规划时，赵晓梦一定对史料的运用和摆放有全局的考量，这可以从选题的确立以及三个章节的命名上略窥他的旨趣。应该说，《钓鱼城》所选取的历史选题，首先就具有了历史的厚重与深广，在参考已出版或见诸公开信息的历史资料的同时，这个选题本身就背负了厚重的历史感。从《钓鱼城》最终呈现的文本范式来看，如果裁取掉最后的注释部分，这个长篇历史叙事诗将会失去不小的分量。因此，一定程度上，诗人“诗史互重”的自觉，使得这一典型文本，为当代叙事诗注释传统的延续，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二是情绪与史实的适度拿捏。诗人论史，最忌纵情失度，使历史成为情绪的奴隶；而史家为诗，则不免袖手拘束，让天真情怀被历史画地为牢。《钓鱼城》中的注释，作为既和诗独立，又高度融合的一部分，可谓诗具史才、史蕴诗心，是我认为最有情怀的历史随笔。注家在这部分里，既没有让情绪失控，也没有被历史拘牵，对情绪与史实适度拿捏，体现了诗人和历史随笔作家在这个融合题材上的优雅从容。

三是史证与时证的兼收并蓄。回到历史注释这个单纯技术层面的问题上来，《钓鱼城》中要面对的历史难题显然不少，有些难题，是它作为一部长诗的注释所无法解决的，因此，它需要在汲取过往历史证据的前提下，充分注意吸收时下的证据，比如出土文献，比如最新研究成果。而对于那些史证与时证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作为注家，他必须向史家那样，把它交给未来，交给时间。赵晓梦在注释中说，“时间是个好东西”，正是这种态度和立场的体现。

还需提出的是，《钓鱼城》中每一章诗结束之后的“我的旁白”，既可以看成诗与注释之间的连接，也可以作为一个特别的注释，即融合了诗人和注者的史观与情绪的特别注释。有些内容，同样也是赵晓梦历史情绪的真实流露：

“我一直在想，在江山改朝换代的大势面前，一个人的气节名声和一城人的生死，孰轻孰重？”

这个自问，是诗人对历史的叩问，不是注者对历史的叩问。我知道，在王立决定降元献出合川城之前，他一定想到了蜀国的谯周，历史记录下来的，更多是“劝主降魏”的非人臣所行之耻，而不是使一蜀人得活之虑。赵晓梦的旁白，穿透历史，让谯周和王立跨越时空，发出了沉重的千古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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