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症下药提升文化消费中的经济“变量”

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四川是全国社科大省，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四川省社科事业新进展、新水平、新成效的集中体现。即日起，《思想周刊》开设“社科视线”专栏，展示和解读四川省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获奖成果。敬请垂注。

成果名称

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研究

作者名片

毛中根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胥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成果价值

●从经济学视域建立文化消费提升的研究框架，明确文化消费提升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

●构建文化消费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从收入结构、社会保障、文化产业发展、家庭特征等方面论证文化消费增长问题

●探索性量化文化消费提升质量和满意度，建立文化消费质量指标体系和文化消费满意度指标体系，并结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突破消费质量和消费满意度研究领域的难题，深化了文化消费提升内涵

●借鉴文化消费增长的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国际经验对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的借鉴价值

●系统阐述文化消费政策的传导机制，为有效制定文化消费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个角度

文化消费提升=文化消费数量增长+质量优化+满意度提高

研究如何提升文化消费，能够从根本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目标的实现。那么，研究提升文化消费，为何要从经济学视角进行解读？

有一条关于文化消费的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会带来文化消费高涨。然而，200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并没有出现“井喷”式增长。显然，文化消费国际经验在我国并不适用。

这条经验为何在我国失效？作者认为，文化消费行为的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文化消费的国际经验不能直接拿来应用。我国人均年收入从1000美元增长到5000美元只用了9年时间，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过程要缓慢很多。当收入快速增长时，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变化也滞后于经济发展。

我国较多从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视角研究文化消费，但从抽象的经济理论模型中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研究，可以避免提升文化消费走入误区——作为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扩大文化消费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仅仅关注文化消费支出或文化产业增加值虽然有利于文化建设，但容易造成重数量而轻质量、重扩张而轻发展的错误导向。

因此，文化消费提升并不等于文化消费扩大。文化消费扩大强调的是文化消费数量的增长，文化消费提升更要求数量扩大基础上的“质的提高”与“效的提升”。也即是，文化消费提升是文化消费数量增长基础上的文化消费质量优化以及文化消费满意度提高，既包括在经济层面，通过文化消费数量扩张而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也包括在社会层面，通过文化消费质量提高而产生的增加居民幸福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效果；还包括在国家层面，通过文化消费结构调整而产生的弘扬传统文化、奠定文化强国地位、展示文化自信的效果。

仅仅是文化消费数量的增长，并不能保证文化消费质量的提高。文化消费质量是指居民进行一定的文化消费后获得的消费效果（或效益）的高低，是从质的方面反映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文化消费质量的全面提高既以文化消费总量为基础，又有助于促进人们扩大文化消费需求，能显著增加文化消费总量，二者良性互动，才能“二量”齐升。

一种观点

提高文化消费质量要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

调查表明，居民收入是影响文化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作者认为，提高文化消费质量要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居民收入水平上不去、收入差距下不来，会直接影响一般被视为“非必需品”消费的文化消费的数量，缺乏足够的文化消费数量这一必要条件，就很难拥有较高的文化消费质量。

作者同时发现，城乡居民不同类别收入对文化消费增长的影响效果不同。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对持久性收入反应敏感，对暂时性收入反应不敏感；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对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均反应敏感。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对工资性收入反应敏感，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反应敏感。

因此，为促进文化消费增长，对于城镇居民，应重点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增强居民收入稳定性。对于农村居民，应优化农民工就业环境，增加居民增收渠道，提高获取暂时性收入的可能；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加快土地流转，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文化消费满意度表现为“两头高、中间低”。从文化层次看，低文化层次（小学及以下）、高文化层次（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居民文化消费满意度较高，中低（初中）、中高（本科）文化层次的居民文化消费满意度次之，中间（高中和大专）文化层次的居民文化消费满意度最低。通过进一步的回访和深入沟通，发现现阶段制约文化消费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并不是没有文化消费能力，而是缺少文化消费条件，特别是时间条件。没有时间进行文化消费，没有时间更好地进行文化消费以及“打仗式”的文化消费是造成文化消费诸多不满的重要原因。

作者同时还发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以及文化产业集聚独具的生产和消费共生效应，能够创造文化消费市场、营造文化消费环境。

一个建议

文化消费提升要发挥政策调控和文化市场的双重作用

提升文化消费切忌采取短视的发展态度。

第一种短视，是重数量而轻质量、重扩张而轻发展。

扩大文化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GDP导向的官员评价体系中，文化消费发展极易被地方政府片面化对待，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政府决策过程很可能只看到文化消费数量扩大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忽略文化消费质量提高和满意度提升对长期经济发展的支持，进而使文化消费发展理念停留于数量扩大层面，不利于文化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二种短视，是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忽略社会效益。

文化消费兼具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随着文化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增强，文化消费的经济效益极易优先得到重视，导致文化消费提升高度关注文化消费对宏观层面经济增长或中观层面产业发展的影响，而缺乏对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微观个体福利和满意度的重视，远离了文化消费提升是对居民精神文化需求最大限度满足的本质，文化消费引导人民思想和价值观的社会效益也可能被弱化，这不是真正意义上全面的文化消费提升。

文化消费提升背景下，文化市场竞争思路和方式需要转变。文化消费需求的层次性和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不能单纯依靠数量和价格，而要更多地依靠产品质量与服务的差异性。享受型和发展型文化消费属于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个人为自身发展而产生的需求，这类需求会更多地倾向于个人偏好和目标。只有价格优势，而无差异化的文化消费品，显然不能有效促进这些需求的释放。例如，电影作品必须做好差异化消费群体定位，票价低不是电影叫座的必要条件，若消费群体定位不明确，叫好的影片也不一定叫座。

文化消费提升要发挥政策调控和文化市场的双重作用。政策调控应以导向为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弊端，在文化产业竞争力仍显不足、消费结构仍需优化的背景下，需要政府参与市场管理。因此，政策调控的关键在于，开启良性循环。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企业成长、产业聚集，出台相关规制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为文化产业助力，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文化消费，畅通消费与产业发展相互作用机制。进一步，政府通过财政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设文化相关专业，支持社会职业培训发展，以扩大动漫、艺术等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市场规制政策保护知识产权，以鼓励企业、个人投身研发创新；通过建立健全文化产品市场相关法律法规，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完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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