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北辰开讲三国文化。
□本报记者 边钰 文/图
成都与三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名著《三国演义》中,宽厚仁义的刘备、睿智神奇的诸葛亮、义薄云天的关羽等历史人物留下众多传奇。那么,三国时期是否真如传统印象中那样,是一个只有战争的文化沙漠时期?那个年代的文化思想究竟有怎样的面貌?6月22日晚,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四川省图书馆承办的“名人大讲堂”在四川省图书馆开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北辰以“三国时代文化思想的创新”为题,为听众呈现出具有多元魅力的三国文化。
方北辰教授研究三国历史文化近40年。2013年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三国名将”,受到不少“三国迷”的追捧。当天现身“名人大讲堂”的方北辰没有太多寒暄,简单介绍后直接从三国时期“高层的新风气——带头读书”入手,将三国名人的读书故事娓娓道来。
“尽管当时战争频繁,三方政权的高层人物却带头认真读书,这是三国之前时代难得一见的新风气!”他举例,曹操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标兵”。《三国·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就描述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自作兵书十万余言。”孙吴领袖孙权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到了掌权管事之后,又专门读了《史记》《汉书》《东观汉纪》这三部史书以及各家兵法。不仅自己读,孙权还督促大将吕蒙、蒋钦读书。蜀汉的君臣也不甘落后。刘备临终前,就谆谆嘱咐儿子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他还请求诸葛亮专门为刘禅亲手抄录了《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这四部书籍,供其阅读。
除了读书新风,方北辰认为三国时期,在“文化的新建设——图书重聚”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到在三国之前,中国图书曾经遭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焚毁皇家珍贵藏书两次厄运。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建立的曹魏皇朝,依靠最强的国家实力,动员官方力量重新聚合和收藏此前流散在民间各地的图书、典籍和文献。这批重新聚合的图书,被收藏在曹魏首都洛阳皇家图书馆的三处官方机构中,使得一度遭受巨大创伤的中华文脉,得以重新接续和有效恢复。
曹魏在重聚图书的整理当中,对图书的大类划分采用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新分类法——“四部分类法”,简称为“四分法”。而在之前的两汉时期,皇家藏书采用的是“六略分类法”,后来经调整定型为经史子集。到了唐代编撰《隋书·经籍志》时,就完全是经史子集的排列分类,从此流传后世上千年。清代编撰《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就特别要求按照《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来执行。
当天,方北辰还从“典籍的新品种——大型类书”“学说的新领域——人才理论”“文学的新面貌——地位独立”等方面,对三国文化进行了讲解。“最新的文学沙龙也出现在那时。在建安十年(205年)之后,曹操消灭袁绍平定了河北,曹丕与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徐干等五位,再加吴质、曹真等人,在勃海郡的首府南皮县(今河北南皮县),有过一段时间的文学性聚会,他们朝夕相处,畅谈学间交流创作,成为一段文学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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