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蜀 自 古 出 文 宗 ”群星闪耀时 同源共生的文化产物

“巴 蜀 自 古 出 文 宗 ” 李白画像

杜甫画像

巴金

蜀地滋养着各个时代的文化大家。闪耀的群星是巴文化与蜀文化共同孕育结出的硕果，是巴蜀文化长期认同与融会的产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付诗晨

文学创作中，地域是塑造笔下人物性格的基础环境。有的喜欢用虚构的地理位置给自己所写地方定调，马尔克斯的马贡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法不外乎如此；有些则点明其真实所在。而无论哪一种，都反映出地域性的体验是思想独立的基础。

由此看，从“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到“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再至白话新诗绵延不绝的发展，蜀地滋养着各个时代一批批文化大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蜀 自 古 出 文宗”，闪耀的群星是巴文化与蜀文化共同孕育结出的硕果，是巴蜀文化长期认同与融会的产物。

历 史 上将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称为巴蜀地区，其腹心地区大致与现成渝两地区域相当，成渝也分别为蜀文化、巴文化的中心。巴文化和蜀文化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地域背景，但在各自发展中又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两者互为补充相互交流，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积淀，它们深深地影响了成渝两地各方面文化事业的发展，构成了这些文化事业发展的深厚背景。不管我们是用巴蜀文化这个概念，还是用这个成渝文化这个概念。

过去的文史学研究惯于倾向一种宏观而庞大的理论假设，假设先存在一个属于民族整体性的、抽象性文化，随后这个文化才逐渐在不同地区的局部表现出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教授则认为，这种假设更多是一种猜想。事实上，每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从具体时空当中开始的，“比如中国的文化，分别从我们四川、浙江、湖南、北京多地独立发展之后再经过融合，与其说首先存在一个抽象的中国文化，还不如说首先存在一个影响了我们具体个人的地方文化。”

李怡教授说，就巴蜀文化而言，也有其独立的文化发展历史。三星堆、金沙、大足石刻、长江三峡……无不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中产生展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彼此发展当中相互交流、激荡，融合成为同源共生的巴蜀文化。它虽复杂深邃，但远不悬空抽象，根植于生活内容，最后再落实到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学当中来。

出蜀入蜀佐证

文化同源具有深厚历史背景

在巴蜀文化源远流长的社会文化史中，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中非常有趣而重要的现象，就是存在“出蜀入蜀”两类知识分子而形成的一个对照关系。

从初唐到晚唐，唐代诗人入蜀之路就没断过。“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诸人都曾入巴蜀，而他们在游历巴蜀之后，将巴蜀的慷慨馈赠淋漓尽致地发挥在诗歌中，一扫初唐诗坛靡颓浮艳之风，开创出清新而质朴的文风。边塞诗人岑参在51岁的时候来到四川游历山水，过惯了边塞生活的他最终终老于此地。“安史之乱”中走投无路的杜甫，来到了成都和重庆（奉节），将其一生中生活最安定、诗情最为勃发的九年留在了巴蜀，足迹踏遍巴蜀大地东西南北，在这里写下了现存杜诗中的大半，其中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赠花卿》《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等名篇。在成都锦江边四川大学旁边，有一座纪念女诗人薛涛的望江楼，唐朝另外三位大诗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曾先后来到成都，与这位薛涛皆曾有过诗文唱和。刘禹锡很喜欢蜀地民歌竹枝词，后来更是将竹枝词这种民歌形式转变为文人的诗体。此外，喜欢推敲的苦吟诗人贾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李商隐、叉手一吟便成一韵的“温八叉”（温庭筠）等等青史留名的诗人也在这浩浩荡荡的入蜀大军当中。

他们或翻越秦岭，或逆流而上，到达四川盆地，在这里完成了他们人生和艺术当中非常重要的蜕变，最后推动其文学艺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构成了他们人生和艺术发展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记忆。

另一方面，从李白苏东坡仗游天下，到郭沫若巴金远洋留学，巴蜀大家，本土的知识分子，也有摆脱地域限制，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人生范围，走出四川甚至走出中国以取获得新知新阅，再从而做出了更大贡献。

这其中也有李怡的影子。祖籍湖北汉阳的他，祖父辈因抗战来到了四川。自己在重庆出生，成长过程中又曾北上求学，之后再回到四川成都。他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也是四川人，与巴蜀文化有深刻的联系。

诗歌与科幻

巴蜀文化合力发展新方向

文化的繁荣，很大意义上取决于文化人群的数量，以及大众对文化的需要。在李怡看来，吸引人才，拓宽文化的需求是成渝两地共同的目标，“两地之间目标是一致的，所以竞争不是结果和目的，竞争是为了更好的合作。”他认为，目前诗歌和科幻，是巴蜀文化凝聚发展的新方向，同时也是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上的一个新的产业基础。

成渝两地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呈现出阶段性的蓬勃和冷却，都是受影响于人的不断迁入迁出。比如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齐聚西南川渝两地，在此接受教育，也传播着思想，引出了成渝文化繁荣的新高峰。

李怡说，这同样反映在五四时期。“当时我们都以为创作白话新诗的是北京上海，这样少数所谓比较发达的、开放程度更大的区域，其实不尽然，除了胡适的第一本白话诗集，第二本新诗就是我们成都的诗人叶伯和，而叶伯和在他的诗歌集里边告诉我们，周围还有一大批诗人也在写作新诗。

所以李怡认为，成渝两地文化的新繁荣新发展，一方面要吸引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挖掘曾经的文化优势和大众需要。“比如新诗，成都是中国新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源地，这个在过去是我们被我们忽视的。根据我的考证，在当时很多成都的期刊，包括报纸的副刊都刊登了大量的新诗，而中国较早的一张诗报也是在我们成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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