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抗疫记 | 从意大利回武汉 她成了社区“食物猎人”

【编者按】

1月23日，面对汹涌而至的新冠疫情，市政厅栏目组织了“全球看武汉”志愿者群，向国内及时传递和翻译疫情相关的信息和防疫指南。一个月后，面对全球大流行病的蔓延趋势，我们又招募了更多的志愿者，将一些生活防疫指南翻译成不同语言，传递到全球各地。

在我们的志愿者群里有00后的高中生，也有大学教授；有在国外留学生活的中国人，也有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籍人士，还有生活在武汉和湖北的普通人。不论处境如何，每个志愿者都在积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希望把这些志愿者的故事讲述出来，感谢所有“全球看武汉”志愿者默默无闻的付出。

武汉人Ariel是个意大利留学生。2019年她刚刚开启自己的海外求学之旅，在佛罗伦萨学习绘画。2020年1月22日，她飞回老家过年，这是武汉封城的前一天。

新冠让她与两座“震中”城市相连。和不少留学生一样，Ariel也曾与海外的同伴联络募捐，找寻国外厂家购买口罩防护服，疫情后半段则是等待着不确定的归期。另一头，封城期间，她在一个4000户居民的小区里做起了志愿者，和柴米油盐打交道。

疫情期间，武汉的各个社区招募了大量志愿者，Ariel是其中一员。她的工作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资的正常供应，哪里找得到平价冻肉，谁家需要葱姜蒜，怎么配送，过程如何做到无菌。

她也在重新认识着身边的社区，很多人可能已经习惯了居家隔离的生活，但“平均数”之外，Ariel看到了人们各种细碎的需求，从糖尿病患者的代糖到儿童的乳酸菌。她还担心健康码和全面“电子化”下的老人。

对于很多武汉人而言，恢复正常生活仍需时间。

以下为受访者口述：

飞机落地武汉是在1月22日。

去年12月我就订好了从意大利回国的机票，四川航空，在成都转机。原本计划是在家过完年再回意大利，但“计划”修改了几轮，还是没能赶得上变化。

因为疫情，家人一度劝说我干脆取消机票留在国外，但考虑到家中老人，还是想回来看看。下了飞机，我们还在盘算着回程日期——不如大年初一（1月25日）就坐最早一班飞机回意大利。但23号醒来一看手机，武汉封城了。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超市”，立马起床洗漱，拖着弟弟和行李箱出门。

超市早上8:30开门，我们是第一批进去的客人，那天的超市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区别。我们去的很早，没什么人，也有人未雨绸缪，带着小拖车来超市。

那天的货柜还是满满当当。我买了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米、油、泡面、八宝粥，买了一些青菜，因为不好储存没囤太多。之前家里人置办年货已经存了不少肉。

弟弟今年要中考，除了封城那天和我出门逛了趟超市，之后的两个多月他几乎没出过家门。很多武汉人都是这样。

封城后，空空荡荡的武汉街头和樱花。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一整箱84消毒液供应一整栋楼

2月10号前后，我报名成了一名社区志愿者。

疫情期间，社区志愿者一般分几种。一类负责门岗，登记排查、检查体温。一类负责交通，封城之后公交停运，有私家车主组成了志愿者车队，运送身体不适者去医院，或是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政府有调配一些车辆，但数量有限，有的私家车主就报名加入。还有一块是民生，专门负责和大型商超对接，为居民团购日常物资。我做的就是最后一种。

居委会的人手肯定是不够的，最早报名的志愿者还不多，主要是因为没有防控物资。2月初，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都严重紧缺，医院一线的医生和护士都不够，社区也没有。

除非自己有装备，很多志愿者都跟“裸奔”差不多。没有防护服，大家都穿着黑色雨衣，口罩、护目镜自备，有没有、够不够，各凭本事。

我的防护设备比较齐全，就负责团购、给居民发货。要和很多人接触，这项工作的感染风险还是挺高的。

在意大利时，我就给家里人网购了各种防护设备。

口罩我买过三批，最早一批1月4号就买了，是头戴式的医用口罩，没有呼吸阀，但可能密闭性太好了，老人用起来呼吸不大顺畅，觉得勒得很紧。第二批换成了耳戴式，老人们还是不大满意。第三批又买了有空气阀的那种。接着是手套和防护服。

1月20号左右，我还买了五个氧气瓶，之前还考虑过买呼吸机，但也担心是杞人忧天。1月22号我到家时，所有物资都准备好了。

大家真正警觉差不多在1月中旬之后，甚至是武汉封城之后。很快物资变得紧缺，网上有各种提问，口罩能不能反复使用？需要怎样消毒？

最早家人觉得我是过度谨慎了，也不能确定哪些消毒用品真的有效，我让他们买了一箱84消毒液。他们也觉得很搞笑，谁家能用得了一整箱？后来整栋楼的邻居们都上门来借，一家拿上一瓶先用着。

与冻肉、爱心菜和葱姜蒜打交道的日子

我们小区总共4000户居民，做社区保供的志愿者一共5个人。我们负责管理微信群，居民下单、付款，我们统计表格，和商超对接，再收货分发给居民。听起来很简单，但遇到过不少难题。

中百超市、武商量贩、中百仓储，是临近社区的三家大型商超。最早他们卖的都是套餐，备货、发货方便，我们下单统计分发也简单。但很多特殊需求都没办法满足。

比如小米。一开始我们想着只要大米充足就没有问题，但一些糖尿病患者更需要小米，只能委托我们去买。那时候超市散称的杂粮基本断货，真空包装的（小米）价格相对贵一些，但总比没有强。他们还需要代糖，超市还能找到木糖醇，但甜菊糖、赤藓糖醇就很难找到了。

一些有小孩的家庭需要乳酸菌，增加孩子食欲，这也是一种需求。卫生巾的需求量也很大。结果发货时，一些男志愿者有些害羞，有的分不清日用和夜用。

还有很多不起眼的需求，比如葱姜蒜。最早社区配送了很多蔬菜瓜果，但没有调味料。我们自己找货源团购了一批。超市卖15块一大包，但量很紧俏，一次只能买到20多包。我们买回来，按照比例拆分，搭配着卖。比如5颗蒜头配500克的生姜。用的食品秤还是我家的。社区志愿者也是个体力活。

疫情期间，武汉超市内的肉价，供应量和运送是个问题。

我们小区人口较多，和商超沟通后，除了套餐，也可以单独购买一些单品。高峰时期单买的品类差不多有六七十件，到后期，一袋盐、一袋糖、一瓶胡椒粉也可以买得到。

爱心肉也有不少麻烦。当时武汉政府下发了几十吨的平价冻肉，供应给老百姓，但这些冻肉并不是平均分配给各小区的，要通过商超购买（编者注：因为商超有相对成熟的冷链和配送服务）。

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购物流程是先下单付款，再等待商家配送。但特殊时期，很多东西都供不应求，一次我们和武商订了300多份冻肉，但卡在了出货环节，因为量太大，超市切割冻肉的锯骨机坏了。

爱心肉一份差不多1.5千克，通常我们一单需要订600到800份，我们小区团购了7次。

最急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找肉”的。和各个商家打电话沟通，大大小小什么超市都问过，看有没有爱心肉。有的话我们自己先垫钱买下来，买回来再让居民下单，这时候不用担心销路。

配送也要自己想办法，每个商超的配送车往往只有一两辆，需要配送临近的多个小区，排班很困难。运气好时，一单量大的冻肉可以约到冷链车，但更多时候只能等排班，有时需要等上好几天。等待时间越久，不确定因素就越多，机器故障、人手不足、库存不足，这些都有可能发生。想要更快拿到货，最好自提，我们就自提过，也是社区志愿者自己的车。

商超用公交车配送爱心菜。

封城期间，很多武汉人能从窗户看到空荡荡的街道。我们出去找货源，看到了超市的另一面，可能用词不当，有点“满目疮痍”的感觉。打包爱心菜时，超市员工需要把外面一层品相不好的菜叶子掰掉，地面都很凌乱。

我们还给超市“打过工”，那段时间超市的人手也严重不足。我们就帮过忙，超市员工负责切肉，我们帮忙包肉，再拿去让他们打价码。一开始我们戴的是防护手套，薄薄一层完全扛不住，太冷了，就换上烘焙用的手套接着上。

之前武汉有个小区曝出新闻，用垃圾车运爱心肉。那是一个老小区，没有物业，肯定是商超有货，但来不及安排配送车。但找来垃圾车运，这个方法实在不行。

也会遇到居民不理解的时候。比如，其他小区弄到了肉，你的小区没弄到，就会有居民直接在微信群里质问志愿者“为什么我们没有？是你们不行还是什么原因？”

特别是一些老小区和规模较小的社区。我们临近就有一些居民户数较少的小区，他们独自和商超沟通时不占优势，因为量不够。同一个网格内，有些规模较小的小区有时会跟我们的单，他们事先会先和社区网格员沟通安排，这也算是网格内的互帮互助。

那段时间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基本上每天都是居民催志愿者，我们催超市，超市催员工，员工也没办法，长时间坐在那剥菜叶子，人手都不够。

疫情期间的超市内景。

想要抽离的瞬间

有一段时间很担心，病毒是防不胜防的，即便我有全套装备。社区大排查时，你就能感受到，它离你越来越近。最早我们小区并没有确诊病例，周围也没有，但排查过后，周围小区陆续都有确诊，我们小区也有了。甚至我们隔壁单元就有确诊。

隔壁单元确诊的住户去世了，还有我的母校，一个水彩系的老教授也因为新冠去世了，之前他教过一门风景水彩的课，是我们学校最厉害的老师了。当时我很惋惜，但还算比较平静吧，那一阵每天都接收到非常多的信息。

我也加入了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组织的翻译工作，帮忙翻译意大利语版的防疫指南，想着尽自己的一份力吧，不想做“咸鱼”。

一开始武汉的情况非常糟糕，物资跟不上，求助的声音不绝于耳。大家情绪都很紧张，晚上也很难入睡。平常，晚上的武汉挺吵的。封城之后，我第一次感觉，武汉怎么变得这么安静，路上没有车子的喇叭声，特别不适应。

我也有很想抽离的瞬间，有一阵实在受不了了，就干脆“消失”，把自己的朋友圈关闭，微博卸载。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又陆陆续续开放，重新接收信息。

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志愿者偷偷开车去了东湖。那天很累，我们总算解决了一个问题，和居民沟通好。晚上开车去了东湖，找了几辆共享单车骑车。那天晚上东湖很空，遇到一对年轻的夫妻，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

那晚还看到了远处的高楼，封城之后，很多热闹的商圈都变冷清了，比如楚河汉街。高楼站在那儿，LED外墙上是“武汉加油”。

有人可能会认为居家隔离的生活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们的志愿者工作也结束了，快递恢复后我们基本就减负了。但还有很多老年人面临困难。

疫情期间人们主要通过微信群联络，但一些老年人没有“电子化”。特别是在早期，有几次，我们小区里的老人们都是站在楼上自家窗户前，冲着楼下的我喊，“哎，过来过来”，拜托我帮忙买些东西。后来，居委会安排专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定期送菜送肉。

很多老年人没有微信也没有健康码，即便武汉解禁，他们也没办法正常出行，无论是乘坐公共交通，还是出入一些场所。现在，老人可以从社区开具健康证明，但单靠健康证明也不能坐公交。我的爷爷奶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前几天他们想去超市买东西，却因为没有健康码被拦在了门外。全面电子化对于老年人很不便利。

现在武汉解禁，疫情去了欧洲，我的问题又成了什么时候能回到意大利。之前滞留武汉时给校方发邮件，当时收到了回复，但后来意大利的学校也停课了，秘书处没人上班，邮件没人回复，只能边上网课边观望。

至于我自己，今年想找时间学车，觉得这是非常时期的保命技能之一。

（应受访者要求，Ariel为化名）(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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