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跋】 《办公室的故事》译后记 □童道明

把剧作家埃·韦·布拉金斯基和电影导演埃·亚·梁赞诺夫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因素,是他俩都十分迷恋喜剧创作。布拉金斯基1953年从全苏函授法律学院毕业后,很快走上了喜剧创作的道路。他太相信喜剧的魅力和威力了,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已经为舞台和银幕写了近三十年喜剧,我深信,幽默是通向观众心灵的一条最为简捷的途径。同时我也坚信,喜剧这个体裁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题材……”梁赞诺夫应该也是持这种“喜剧至上”的艺术观点的。1950年他从全苏国立电影学院毕业之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音乐喜剧片《狂欢之夜》。20世纪50年代,这部影片曾在我国公映过。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合作,共同创作了一批水平较高的喜剧片,除了《命运的捉弄》荣获1977年苏联国家奖外,《办公室的故事》和《两个人的车站》也引起了轰动。二人的喜剧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办公室的故事》的底本是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1971年合写的剧本《同事》,苏联有数十家剧院曾成功地把《同事》搬上了舞台。应该说,《办公室的故事》和《两个人的车站》虽然在表现手法上稍有不同,但它们展示的都是人的心灵在爱情之火的拂煦下得到净化的过程。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运用“笑”的武器,主要不是为了攻击人的弱点,揭露人的隐私,让观众嘲笑和蔑视他们笔下的人物；而是为了帮助普普通通的人在认识自己弱点的同时,发现自己内在的美质和力量,让观众欣赏和尊敬他们笔下的人物。他们的幽默不是黑色的,他们也不想在笑里藏一把刀。旨在揭示人性美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会透露出人性的暖流,不管《办公室的故事》里有多少玩笑、调侃,乃至近似闹剧的噱头,但在它们背后总是流淌着这股人性的暖流。剧本的基调是抒情的,也有心理深度,而触及的又是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的这个剧本以及其他许多剧本,可以称为抒情伦理喜剧。

但是,他们在剧本中触及伦理道德问题,绝不是为了批判某种恶习,也绝不是借助道德说教来阐发作者的道德理想,而是凭借人物形象对读者和观众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启发和情感教育。例如在《办公室的故事》中,男女主人公从相憎到相爱的情感变化过程至少能启示我们这样一点儿道理:要慎重和珍重地对待周围的人,不要轻率地对别人下结论,特别是否定性的结论；不要把别人想歪了、看扁了,而要以最大的善意去关怀周围的人……而我们在读完全剧后会更为真切地感受到:莫要抓了工作,丢了生活；莫要躲避爱情,莫让幸福从你身边溜走。

喜剧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剧场艺术形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喜剧是对比较坏的人的摹仿”。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吝啬鬼》《达尔杜弗》、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都可以为亚里士多德的喜剧论提供实践的标本。但喜剧也是发展着的,梁赞诺夫·布拉金斯基式的喜剧无疑开启了喜剧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就体现在布拉金斯基的信念中——“幽默是通向观众心灵的一条最为简捷的途径”。

中国也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幽默传统的国家。林语堂从《论语》里就发现了不少幽默。《韩非子》里“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寓言就揭示了幽默的最本质特征——矛盾。但毋庸讳言,中国人也有幽默不起来的时期,特别是“文革”十年,大家都在说一些刻板化的通用语言,已经不知幽默为何物。而第一部电视系列喜剧《编辑部的故事》(1991年)的大受欢迎,说明中国观众对“喜剧”有着迫切的期待。

今天,我们以“戏剧小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喜剧创作,追求的是滑稽搞笑,而不是更有审美趣味的幽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梁赞诺夫－布拉金斯基式的主要诉诸幽默的喜剧创作方法,尤其值得我们中国的戏剧人重视。

《两个人的车站: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名作集》

［俄］埃·韦·布拉金斯基/埃·亚·梁赞诺夫著；刘溪童道明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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