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大足石刻研究的“史学方向”与宋代民间社会生活场景

今年是大足石刻申遗产20周年。近期出版的《大足石刻全集》出版是大足石刻研究新出发的起点。大足石刻申遗成功以来,研究成就令人瞩目，但也遭遇到一些瓶颈。宋史研究学者虞云国先生认为，以史学研究的范式与视野,联手宋史学界的研究力量,综合性研究大足石刻的形成原因及其与宋代政治的互动关系，利用大足石窟经变造像还原宋代民间社会的生活场景，今后或将成为大足石刻研究的重点与亮点。本文为作者在近日举行的大足石刻国际研讨会主题发言。

《大足石刻全集》

一、大足石刻研究的新出发

2019年9月，《大足石刻全集》11卷19册出版，这是我国对大型石窟群进行全面编纂的第一部考古报告集，无愧为大足石刻研究划时代的里程碑。这部《全集》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对大足石刻的文物本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融汇科学性、史料性、文献性、记录性、艺术性于一体，涵文字报告、实物图版、研究专论与附录索引于一书，打造了大足石刻最完整的文物信息库。《全集》的问世，不仅是对大足石刻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的最好纪念，也为大足石刻研究奠定了最权威坚实的本体史料基石，成为大足石刻研究新出发的起点。

回顾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寺共14处，迄今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石窟仅有敦煌、大足、龙门与云冈四处，大足石窟位居中国四大石窟的历史地位已无可争议。如果说敦煌与云冈是中国早期石窟艺术的璀璨双星，敦煌与龙门又构成中国中期石窟艺术的双峰并峙，那么，最足以代表中国晚期石窟艺术巅峰的大足石刻却是一枝独秀。大足石刻是宋代仅存的大型石窟群，而中国石窟艺术自元代以降渐趋衰落，故大足石刻便成为中国晚期石窟最重要而且最辉煌的代表作，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由此奠立。

审视中国石窟艺术的研究历史，敦煌因传世文物多样性（雕塑、壁画与文书）与国际显学的推动力，其龙头地位不容摇撼；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在研究起步上早于大足石窟，在地理区位上也有其自身的优势。这些都对大足石刻研究构成挑战。与其他三大石窟研究相比，大足石刻研究有其先天的不足与局限，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文献史料的相对匮乏。尽管两宋传世文献堪称汗牛充栋，但直接记载大足石刻的仅《舆地纪胜》列有大足北山晚唐《韦君靖碑》与南宋《古文孝经碑》诸碑名，提及“宝峰山（即宝顶山）在大足县东，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寥寥数言，仅此而已。大足及其所在昌州，元明两代均无方志传世，现存最早的《大足县志》刊行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上距造像鼎盛期已五百余年，在地方文献传承上严重缺环。其次是研究起步的相对滞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大足石刻研究始于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团”杨家骆、马衡诸学者。直到1970年代，大足石刻的总体研究并未超越陈习删的《大足石刻志略》，基本上停留在介绍性层面，不仅不能望敦煌研究之项背，较之龙门石窟研究也略有逊色。

北山晚唐《韦君靖碑》现已很难识别，大足石刻研究院在石刻旁边重新复制了一块。李梅 摄 

改革开放后，大足石刻研究才获得长足的发展；申遗成功以来的二十年间，研究成就尤其令人瞩目。然而，大足石刻研究似乎也存在着不足：就研究水平论，有的论著仍在重复前人成果，创新与深度有所欠缺；就研究領域论，除了现代石刻保护学最有开拓，主要仍偏重宗教学与艺术学两大学科，其他領域相形见绌。如何有效突破大足石刻研究面临的瓶颈，有必要在总结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新思路，开拓新領域，整合新方法，利用新手段，借助《大足石刻全集》创建石刻本体信息资料库的东风，实现大足石刻研究的新出发。

二、大足石刻研究的视野与思路

大足石刻的造像下限延及元明清三代，但既然作为世界晚期石窟艺术代表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主体无疑应是代表9世纪末期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窟艺术最高成就的那一部分。这一时段正是史学界所说的唐宋转型期，研究者就有必要将大足石刻置于唐宋社会变迁的大背景里进行历史定位，把握这一转型在政治格局、经济关系、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诸領域的深刻变动，汲取宋史学界的相关结论与前沿成果，有机融汇进自己的学术课题。

具体说到思想文化領域的重大变化，由于受政治格局、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等領域诸多变化的内在影响，主要表现有：儒学为主体的儒释道三教融通局面最终定型，人性化与理性化渐趋自觉，士农工商四民平等观开始形成，世俗性的平民文化明显抬头，新的家族结构正在重组，民族自觉意识日渐觉醒与高涨，等等。

著名石窟学家段文杰概括过大足石刻的十大特点（见其《在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1992年年会上的讲话》），实际上还可以将十大特点提炼为鲜明的中国化（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与人性化（理性化）三大特色，这些特色投射在大足石窟中，正是唐宋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段文杰归纳的“三教融合，显密结合”，“本土的教派出现”，“雕刻经变”，“变相、变文相结合”等特点，都有关中国化（民族化）；而“观音菩萨特别多”，“通过宗教题材反映现实生活”等特点，直接涉及世俗化（生活化），故他特别强调“大足石刻艺术的世俗化问题”，不仅宗教造像“本身世俗化了，更重要的是世俗人进入了画里头，占了主要地位”；大足石刻的这些特点，连同其精湛技艺“表现出来的自然的人，人情味就比较浓”，其“审美理想都是比较高雅的，不是庸俗的”，都可归结到人性化（理性化）的特色上。

宝顶山《卧佛》 李梅 摄

在深刻把握唐宋之际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如何将大足石刻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有值得开拓的新天地，也成为研究者的新挑战。

倘以成果丰硕的宗教学为考察領域，不难发现三个倾向。首先，既有成果集中在佛教。大足石窟作为佛教密宗道场，这一现象自有其合理性，但对道教与新儒学的影响以及三教如何互动并达致融通的，关注的力度与深度明显有所欠缺，由此很难凸现在唐宋社会变迁中大足石刻如何呈现其三教融汇大趋势的。其次，对大足石刻是否兼容一般俗众的民间信仰，民间祭祀与大足石刻有无接榫或绾接，研究成果几乎难觅踪影。这一现象也许与学科畛域过于森严不无关系，宗教史学者认为这一研究属于社会史范畴，社会史学者认为相关课题应归宗教学领域，遂造成与民众信仰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信仰成为两不管地界。再次，大足石窟（这里主要指北山与宝顶山）作为宋代昌州主要宗教场域，与当地民众社群（包括家族社群、宗族社群与聚落社群）的互动关系如何，迄今鲜有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宝顶山石刻 李梅 摄

大足石刻在宗教学領域的研究倾向，在艺术学与哲学等其他領域也不同程度存在。例如，艺术学界对大足石刻研究更多聚焦于雕塑造像，其次则是碑刻书迹，对佛像造型艺术呈露的中国化、世俗化与人性化特色的开掘、彰显与阐述仍相对薄弱。哲学領域对大足石刻中佛学思想与儒学文献比较重视，对蕴涵其间有待发微的普通民众思想却有所忽视。

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在思路调整上，或许有四点值得思考与尝试。

首先，在继续推进专业领域（例如艺术学、宗教学与哲学等等）分工研究同时，应该自觉关注本領域个案研究与宋代历史文化的整体趋势及其互动关系。例如，对大足观音造像开展艺术学研究时，就有必要结合人性的觉醒、理性的崇尚、雅俗的兼容等宋代文化基本特征，将大足观音的佛教艺术美更多地与之联系起来考察与论述。

其次，亟须改变单科领域孤军独战的原有研究模式，确立相关学科取长补短交叉融汇的研究理念。以往研究模式的最大局限，就在于过度受制于学科界限。例如，在对宝顶山《父母恩重经变龛》研究时，就有必要将经变龛呈现的造象故事与佛教史、艺术史、文学史、生活史、儒学史打通互补，专业知识不仅限于宗教学与艺术学，还涉及文学（经变故事）、社会学（生活风俗）与哲学（新儒学伦理观）等学科的知识结构。作为研究者个人，倘若具备上述跨学科素养，自是理想人选；即便知识内存偏向某个特定专业，也不妨求助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或项目合作，或求教请益，以便在更高层次上收获综合融通的研究成果。

再次，自觉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段文杰在上引讲话中指出，佛教造像首先传到敦煌，“传到河西以后，一条线到了北方，一条线进入西南。北方就是云冈、龙门，还有好多石窟；南方就是四川这一大遍，包括云南，这一片又有一大批石窟。”根据这一论断，大足石刻的比较研究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将大足石窟与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进行纵向比较，彰明大足石窟造像究竟在哪些方面呈现出唐宋社会变迁后中国化、世俗化与人性化等时代特点的。二是将大足石窟与同时代大四川乃至大西南其他石窟造像进行横向比较，凸显相互之间同一时代的共性与各自区域的个性。三是大足石窟与宋代其他造型艺术（例如晋祠宋塑、巩县宋陵雕塑，乃至考古发现的其他宋墓砖雕等）进行横向比较，提炼出大足石窟群较之其他造型艺术所独有的优势与特色。当然，还可以将比较视野放宽到同一时期东南亚佛教石窟（例如吴哥窟），揭示大足石刻在世界石窟艺术上独有的特色与地位。总之，只要眼界放宽，比较入理，势必会有新的发现与新的收获。

最后，应该进一步尝试多种手段，让大足石刻研究的学术成果以雅俗共赏的方式走向大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扩大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大足石窟某些经变故事（例如《父母恩重经变》等）与雕塑造像（例如《牧牛图》等），完全可以成为戏曲、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再创作的主题与素材；也不妨凭借大足石刻为时代背景，创作虚构性的历史小说，等等。而传播的平台与手段，只要以群众喜闻乐见为前提，既可以是传统的、实体的，也可以借助新媒体的形式。

宝顶山《父母恩重经变》

宝顶山《牧牛图》 李梅摄

三、大足石刻研究的史学取向

据《大足石刻全集》第11卷附录《大足石刻研究文献目录》（下限2016年），已有研究论著几乎覆盖了所有可以进入的学科领域。大足石刻既然是历史遗产，无论取哪一学科的视野，广义说来都属历史学范畴。这里强调的“史学取向”，特指以传统史学的范式与视野，去研究大足石刻与宋代政治时局、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等关系，即那些课题内涵难以划归历史学以外独立学科（例如宗教学、艺术学、建筑学等）的研究領域。这一领域虽不能说空白，但仍相对滞后。这种“史学落后”的研究状态，在三个方面表现得尤其迫切。

第一，对大足石刻形成原因的综合性研究。

在中国四大石窟中，若问敦煌何以崛起与辉煌，其地理因素是位于中西丝绸之路的要冲，文化因素则坐落在世界三大宗教的交汇点上，也就自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与异质文化撞击的竞技场。云冈石窟的成因，从历史人文地理来说，地处北魏前期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所在；从历史社会来说，出于北魏皇室与上层贵族礼佛崇教的信仰需要。龙门石窟的成因，乃是北魏孝文改革将都城从平城南迁洛阳，皇室与官民的崇佛诉求促成了龙门造像的高潮；其后隋唐相继以洛阳为东都，隋唐更是佛教文化的鼎盛期，在这些综合因素作用下，历北魏至隋唐在龙门持续造像，遂蔚为大观。对大足石刻的形成原因，已有大足学者从经济重心南移，巴蜀在唐宋之际至宋蒙之际没有大战，最高统治者崇佛与朝野官民带头造像，川密的兴起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然而，除川密因素外，其他原因在两宋南方也都存在，何以宋代最具代表性的石窟群却在大足而不在南方其他山丘地区出现呢？也有学者略有异同地提出了四个原因，除因袭大足有唐宋三百年安定的地理因素外，更强调四百年州治的政治因素，场镇兴盛与土地集中的经济因素，富家云集竞相拜佛的社会因素（参见张划《宋代大足石刻与社会经济》）。但满足后这些因素的两宋南方州治，显然并非昌州大足一处，为何唯独大足石窟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呢？总之，相对其他三大石窟，对成就大足石刻辉煌的综合性解释，迄今仍难说是令人信服的。倘若企望获得富有说服力的总体性解释，就有必要从宋史角度对大足在两宋时期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再将研究置于宋代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作出综合性分析与系统性论述。

第二，对大足石刻与宋代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

现存大足石刻铭文与宋代政治的直接内容极其有限，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能全面深耕宋代史料文献，又能娴熟掌握史学考证功夫，借助传统史学范式，将大足石刻置于宋代政治史视域下细加审察，在常人忽略的蛛丝马迹中钩隐索微，抉发真相。如今，《大足石刻全集》著录了全部碑铭题刻，也为研究大足石刻与宋代政治互动关系构建了坚实权威的史料库，只要善于全面充分地利用，相关研究应该仍有开掘的空间。例如，能否考证出两宋历任昌州知州的姓名及其到任离任的年表，在此基础上追踪他们在大足的活动及其与大足石刻的曲折关系。再如，能否通过两宋士大夫官僚在大足题刻中的结衔线索，寻根刨底地逐一钩考他们与大足政治生活的关系，再综合大足石刻里所有与两宋政治有关的铭文题刻，对大足石刻与两宋政治的互动关系作总体性考察与论述。

第三，对大足石刻与宋代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

宝顶山 《戒酒图》 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摄

由于大足石刻具有民族化、世俗化与人性化三大特色，虽以宗教造像为载体，留下的却是宋代社会生活的雕塑群象。就复原生活言，其他三大石窟造像中神性过于遮蔽人性，在反映人世生活上相形见绌。就规模效应言，宋代其他雕塑造像分散零星，如此大规模地集中保存于一地，除大足石窟外世无其匹。今天的普通民众几乎都借助《清明上河图》直观了解宋代城市生活的绘画长卷，大足石刻研究者也有责任借助经变造像为他们深入解读宋代民间生活的实物场景。早在1986年，我曾提出，大足石窟造像“为研究宋代的社会经济、风俗民习、宗教文化等提高了第一手的形象的实物史料，如宝顶山数以万计的宋代人物造像，其身份上至文官武将以及胥吏、狱卒、僧侣、乡绅，下至平民、囚徒、乞丐等，几乎遍及宋代社会各阶层人物，其服饰举止为研究宋代民俗礼仪保存了文献史料难以企及的直观素材”；并且呼吁，“利用大足石刻中宋代的实物资料，辅以其他文献资料，开展对大足石刻及宋史相关专题的综合研究，基本上仍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大足石刻：宋史研究最大的实物史料库》）。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综合性研究当然不再是处女地，已有论著取资大足石窟造像研究宋代社会生活；但与这座宋代生活的实物史料库蕴藏量之丰富相比，总体上仍难称匹配。深究这种金玉满堂而未尽其用的原因，即在于研究宋代社会生活时，研究者既要能从大足石窟的经变造像中捕捉抉发其生活场景与雕塑细节，又要能从丰赡浩博的宋代典籍中爬梳勾稽出与经变塑造的生活细节互相对应的文献记载，再进而作出考证与论述，这就要求学者有更好的学术训练与更深的学术素养。而记载宋代社会生活的文献史料，往往零星杂乱地散存在杂史笔记乃至诗词小说中，阅读量大，获取率低，这也是大足石刻研究中，历史学范式的综合性研究仍落后其他单学科研究的原因所在。有鉴于此，一方面应该吸引宋史学者深度介入大足石刻研究，有必要时不妨列出研究项目向宋史学界进行科研招标；另一方面也建议非史学背景出身的大足石刻研究者，在原有研究路径上有效移植史学模式，主动从宋史视野开展大足石刻的综合性研究。

总之，大足石刻研究面临着新出发，亟待研究者放宽研究的视野，更新研究的思路，协调研究的模式，整合研究的力量，突破研究的瓶颈，补上研究的短板，以期研究的进境。

（本文标题原为《大足石刻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新闻推荐

从上海到上海 看近代金融中心如何数度变迁？

在近代中国的各个时期，各地区都有自己的金融中心，地区性的金融中心也会发生变迁，如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金融中心从大连北移至...

四川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四川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