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孙权在曹丕称帝后的第九年,才不急不慢地在武昌正式称帝,这时候,距离他劝曹操称帝已整整十年。这时候,诸葛亮与司马懿正在斗智斗狠,孙权的老对手曹操和刘备都已经不在人世,曹丕也死了。论资历,年轻的曹丕就是不死,也玩不过孙权,虽然他们岁数相差并不大,只相差了五岁。曹丕称帝后,孙权立刻又玩老一套,遣使请求成为魏的藩属,曹丕十分高兴地封孙权为吴王,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孙权并非真心归附。很显然,孙权的臣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还有自己的一大堆麻烦要解决,事实上曹丕和刘备的相继称帝,孙权心中也很窃喜,谁还不想当皇帝呢,谁不愿意成为天子呢,他只是不着急,先从容地把年号给改了,改成了黄武。

建安时代彻底结束,我们说到黄初三年,说到章武二年,说到黄武元年,它们其实都是同一年。规矩还是规矩,规矩已经不成规矩,规矩被彻底地破坏了。如果说过去的三国,还只是形式上的各自为政,现在它们已是地地道道的三个国家,三个帝国。

为什么孙权迟迟不敢称帝,为什么在武昌称帝之后的同一年,他又赶紧把首都迁到南京,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些事情,定下来就定下来,定下来就再也不会改变。反正南京人挺高兴,转眼就成了首都人民,何乐不为。南京从此开始了六朝的历史,偶然性永远是重要的,或许两相比较,进行了反复的掂量,孙权还是觉得建业比武昌更为重要。

有一种说法,东吴匆匆建都武昌,主要目标是为了针对刘备的蜀汉,为了继续西进,而定都南京,则是为抗击北方的曹操,为了能够准备北上。因此东吴最终选择南京,说明孙权的心腹大患,仍然还是曹魏。这个判断未必准确,事实真相大家都知道,等到孙权定都南京,曹操早死了,刘备也死了好几年,甚至比孙权小五岁的曹丕,也在三年前一命呜呼。很显然,西进或者北上,都不是孙权选择南京的直接理由。

不管怎么说,公元229年对于南京来说,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毕竟定都与此前211年的迁治,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迁治说到底,终究还是个临时据点,是指挥部搬一个家,正式定都却代表着一个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包括军事中心,都正式集中在了此地。内容虽然重要,形式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南京成为东吴的首善之地,战争并没有完全停止,也暂时不会停止。事实上,三国之间的战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自从东吴的孙权定都南京,经济建设不得不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毕竟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打仗离不了经济,和平也离不开经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写得很漂亮,慷慨陈词大义凛然,然而恰恰就是为了壮怀激烈的北伐,蜀汉穷兵黩武,蜀汉先军政治,经济上早已经是一塌糊涂。

孙权定都南京时,正是诸葛亮北伐喊得最响亮之际,而蜀汉最后率先灭亡,与经济崩溃不能说没有关系。纯从经济生产的水平考量,三国中的东吴,可以说是经济基础最为薄弱。司马迁《史记》中记录秦汉时期的GDP排名,古代传下来的九州中,名列第一的是雍州,排在最后的是扬州。大家都知道,秦国能够统一天下,首先是拿下了蜀地益州,有了四川这个大粮仓,横扫六国指日可待。拥有雍州的曹魏,拥有益州的蜀汉,自然条件比处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扬州之东吴,要好太多太多。

况且三国时期,各国都还有些自己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蜀汉的诸葛亮“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七擒七纵孟获。魏国的曹操也要跟境内的少数民族打交道,要清剿和安抚匈奴和乌桓。东吴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山越”,《三国志·吴书》中经常会出现这两个字。关于这个山越,说法不一,如果用百度上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江南地区越人部落占山为王武装势力的统称”。有学者认为三国时期的山越,为古百越部落后人,为了不纳王租而占山为王,平时也劳动耕作,和平民百姓并无异别,翦伯赞先生《中国史纲要》认为:

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散布在长江以南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

总之,山越主要是存在东吴境内,就在南京附近。以建业为中心的东吴,要想维护国家的稳定,如何解决山越问题,必然会成为重中之重。看三国时的东吴地图就可以明白,山越活动的区域与东吴的中心地带几乎重叠,就盘踞在首都南京周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山越问题,东吴也不可能太平。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三国中东吴最后称帝,显然还与山越作乱有关,“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也就是说,因为受到山越的掣肘,攘外必先安内,孙权不得不屈身事魏。再换句话说,南京地区若不太平,整个东吴也不会太平。

公元229年,孙权在自己的称帝宣言中,强调规矩是被曹氏父子破坏,他现在只是不得不当这个皇帝。“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但是群臣都在说这是“天命符瑞”,天意不可违,一请再请三请,于是孙权就登基了:

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

……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

孙权是个十分谨慎的人,都玩到了这个份上,还要继续客套,继续装模作样,继续作秀。当然,他既然做了皇帝,就要有一点皇帝的样子,就要大赦天下,就要封皇后立太子,“内外文武百司皆即位行赏,边军征防各赐勋五转,鳏寡孤独量给谷帛,百姓并免今年租赋,天下赐酺五日”。

南京被称为南京,那是非常后来的事情。必须要记住的是,三国时的南京叫“建业”。单从字面上来理解,作为东吴首都的名字,武昌二字,多少还有一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意思。建业就不一样,建业中多少有了一些和平建设的愿景,意味着这个城市的定位,要文武双修。这个解释当然也有些勉强,有些玩拆字先生的把戏,然而正是从公元229年开始,南京这艘驶向未来的航船,终于开始扬帆起程。

孙权在南京一共做了二十三年皇帝,这期间,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广修水利,大兴屯田。在他领导下,原本落后的江南经济,有了明显好转。于是“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很好地解决了军粮和民食,国家实力开始增强。《建康实录》上开始有一些喜气洋洋的记录,黄龙三年夏五月,“建业有野蚕为茧,大如鸟卵”。

下期看点:古城南京在一开始并不是以大取胜,与豪华和漂亮没有一点关系。至于东吴时期的首都南京主城究竟在什么位置,基本上是两种说法,一是根据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先生的《金陵古迹图考》,将宫城的北沿,定位在今天珠江路以北的东南大学附近。二是根据后来的考古发现,城址似乎还应该往南移,应该是在大行宫附近。这样一来,当时的南京城,就要比原来认定的规模,又小了很多。东汉末年有过两个郗俭,一位是益州刺史,一位是东吴的左台御史。公元240年,注重兴修水利的孙权派郗俭指挥开凿京城河道,其中有一道潮沟,成为孙吴苑城的北界,而今天南京珠江路南侧的河道,基本上就是当年的潮沟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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