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粝土地上的温暖光亮 关于李美桦创作《凤凰春晓》的访谈

□ 拉玛伊佐（北京）

李美桦，1986年开始业余创作，已发表文学作品220万字。著长篇小说《凤凰春晓》《浪拍金沙》《欲网》，短篇小说集《稻香时节》《市井民谣》《毒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小说《浪拍金沙》获第七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入选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图书优选主题展” 和“时间刻画：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优秀文学作品插图展”。

拉玛伊佐，原名张海彬，1987年生于大凉山。彝、汉双语诗人，译者，文学批评写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在《文艺报》《文学报》《当代作家评论》《民族文学研究》等报刊及多家网络媒体平台发表文学评论。出版诗集《复活一个太阳》《拉玛伊佐作品选》。

长篇小说《凤凰春晓》成功地塑造了倪万喜这一乡村代课教师形象。通过他在困境中的执着坚守，表现出这个特殊群体灵魂的清洁与高贵，用时光碎屑里的细微光亮，为苍茫大地注入了温暖与希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拉玛伊佐对作家李美桦进行了访谈。

拉玛伊佐：《凤凰春晓》表现了以倪万喜为代表的乡村代课教师艰难的奋斗历程。新时期塑造教师形象的文学作品并不鲜见，而乡村代课教师这个特殊群体，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

李美桦：新时期表现教师群体的文学作品很多，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到刘醒龙的《天行者》、阎真的《活着之上》、严歌苓的《老师好美》，一个个鲜活的教师形象呼之欲出，但全面反映代课老师的文学作品却微乎其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师资严重匮乏的偏僻乡村，如倪万喜一样的代课教师应运而生，这一庞大的群体，几乎占了中国农村教师的三分之二。这些体制外的代课教师，没有公办教师的待遇，也没有民办教师转正、招考、退养等机会，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偏见，他们犹如草丛里的露珠那样卑微，却用无私大爱，为农村孩子走出大山筑起一条光明的人生道路，背负起了时代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如今，乡村代课教师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这个群体所做出的功绩，我们不能忘记。

拉玛伊佐：众所周知，长篇小说写作是个体力活，战线会拉得很长。对于一个从事业余写作的作家来说，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想知道，您在写《凤凰春晓》的过程中，是否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李美桦：这部小说跟我的生活积累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父亲是当地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在村小当民办老师；我在村小读的小学，我的启蒙老师是民办老师；我师范毕业后在一所偏僻的小学任教，我的同事中也有很多代课老师。后来，我到乡中学、区教办、县教育局、政府机关工作，依然接触了很多代课教师、民办老师。耳濡目染，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早已蛰伏在心里，只待时机破茧而出。因此，这部作品写起来非常顺手，几个月就完成了初稿。但细细打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做过几次大的修改，前后打磨了近十年时间。当然，如果有时间，肯定还会打磨得比现在好。

拉玛伊佐：每一个作家走上写作的道路都会有某种偶然和契机，您是如何对文学产生兴趣，以至后来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无尽而艰辛的道路的？

李美桦：我的父亲上过高中，在我们偏僻的寨子里算得上是一个大文化人。因为成分的原因，父亲没有走出大山, 在乡下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出于对知识的渴求，父亲喜欢看书，有空会给我们讲很多故事。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寨子里能找到的几本书，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一类，我读了几十遍。慢慢地，就想把对生活的感悟用文字记录下来，就这样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拉玛伊佐：我有幸和你结伴而行，听你谈起你曾有过一段特殊的写作经历，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请您和大家分享那段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美桦：我以前写得比较杂，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小品都作过尝试。1999年初，我无意间把一个短篇小说投给了一家少儿刊物，收到了编辑老师热情洋溢的回信，作品也很快在他们的故事刊物上发了出来。故事刊物审稿快，和纯文学刊物相比稿酬也高得多，就这样和故事刊物结了缘。那几年专写故事，全国所有的故事刊物几乎都发过我的作品，有时一期刊物还同时发两篇稿子。这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在情节的把握、悬念的设置、故事的推进，以及作品的可读性等方面都有好处。

拉玛伊佐：语言是一个成熟作家的重要标识。《凤凰春晓》在人物对话中使用了方言土语，这也构成了该作品小说文本语言修辞的重要特征。您如何处理方言和标准语在小说中的平衡性以及读者接受度？

李美桦：《凤凰春晓》叙写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教育变迁，围绕乌地吉木这样一个彝汉杂居的村落展开，有它独特的地域特性。适当使用当地的方言土语，语言更加平实鲜活，生动贴切，更能体现乡土气息，展现当地的民风民情。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对当地土语进行了适当的处理，使叙述方式和人物对话既凸显地域特色，又能让读者理解和接受。

拉玛伊佐：《凤凰春晓》在叙述过程中契入了不同的文体，如对联、歌谣、便笺、收条，还有报告、广播、通讯。你如何看待这些文体和您这部小说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

李美桦：作品所塑造的以倪万喜为代表的一系列小人物，都是中国农村广袤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生死离别、命运起伏、人生际遇、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正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现实的真实写照。无论是便笺、收条、书信，还是对联、歌谣，都是乡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恰当契入这些文体，特别是《日白谣》《瞧亲歌》一类别具地域特色的东西，我认为更能让作品通民心、接地气、有温度。

拉玛伊佐：在今天，许多年轻人或许对“民转公”“招工”“招干”“顶班”“分配”这样的词汇比较陌生。小说中倪万喜等人的无私和坚守，从另一方面看，是否也是社会不公平的一种体现？

李美桦：这些词汇大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也是乡下众多农村户口难以享受的特权。这些特权，对于生活在偏僻大山里的乡下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倪万喜们在村小苦苦撑持，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走出大山跳出“农门”，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从而享受这样的特权。但就是这样一个目标，很多人将穷尽一生，甚至付出几辈人的努力。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词汇渐渐消失，社会更加公平合理，这也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拉玛伊佐：“发现风景”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凤凰春晓》在自然风景描写上花了大量的笔墨，特别是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风景描写来实现的。您如何理解风景描写和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

李美桦：自然风景描写，对于推进情节发展、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给读者更多想象空间、增强作品感染力至关重要。在推进情节发展过程中，适当地插入风景描写，让作品情景交融，含蓄内敛，人物的情感世界也更为丰富。

拉玛伊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周立波、废名等大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样的乡土书写传统是否对您理解乡土和书写乡土产生过影响？

李美桦：我特别喜欢乡土题材的作品。如诗如画的乡村，如影如烟的袅袅乡愁，都能勾起游子对家乡、对故土的怀念。淳朴厚道，包容团结，忍辱负重，勤劳善良，都是对在那一片热土上辛勤劳作的乡亲们的褒奖。《凤凰春晓》中，倪万喜、张尚福、祁四老爹等底层人物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就是中国乡村芸芸众生的社会风景，他们身上温暖的光亮，就是不可复制的中国独有的声响和色彩。

拉玛伊佐：在《凤凰春晓》中，您通过吴正虎的婚恋塑造了娄天菊、陈宝珠、伍美兰等乡村女性的悲剧形象。您认为这种悲剧发生的原因何在？

李美桦：好的文学作品都会以独特的人文视野观照现实社会。《凤凰春晓》在叙写田园牧歌里的诗情画意，表现乡村淳朴厚道传统美德的同时，对乡村社会丑陋的一面并未回避。在乌地吉木这个社会舞台上，无论是吴正虎、娄天菊、陈宝珠、伍美兰的悲剧，还是倪二老爹自私狭隘的闹剧，其根源不仅仅是由农村残酷的现实，更是由农村教育、文化的缺失而造成的。这样的叙写不仅客观反映了那片坚硬土地上生存的艰难，更深刻体现了倪万喜这一群体，在乡村传授知识传播文明所蕴含的社会价值。

拉玛伊佐：许多著名的小说家都拥有一个梦幻而又现实的家园，比如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马孔多镇等等。您的很多作品，包括《凤凰春晓》都是围绕乌地吉木这个寨子进行叙写，这个地方对您的小说创作实践意味着什么？

李美桦：这跟我的出生地有关。我出生在金沙江畔一个彝汉杂居的村落，这里山高谷深，群山延绵，祖祖辈辈黎明出耕，天黑回屋，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农耕生活。把乌地吉木这个彝汉杂居的寨子作为精神家园，以这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为背景，叙写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民族风情更为浓郁，文化内涵更为丰富。这三十多年来，我所创作的作品，乡土题材居多，都以乌地吉木为故事发生地。我认为，这些人物正是中国农村广袤大地上的普通民众，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就是中国农村大众的真实写照。

拉玛伊佐：据说《凤凰春晓》的主人公倪万喜前半段的许多遭遇和您当年求学路上的艰辛类似。你如何看待《凤凰春晓》这部小说中主要人物和您的个体生命经验之间的关系？

李美桦：生活的真实比文学作品本身更为残酷。主人公倪万喜高考体检的遭遇，就是我当年的真实写照。我比倪万喜幸运的是，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我走出了大山。如果当年我没有从偏僻的乡村走出来，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许我也会蹈倪万喜的覆辙，人生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接触过众多的民办老师、代课老师，深知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的种种艰辛。正是有了这些切身的体会和感悟，才催生了这部作品。

拉玛伊佐：考上大学跳出“龙门”却找不到工作的倪万福，以及考上大学却陷入传销陷阱的陈正品，是不是乡村社会一种新的悲剧？

李美桦：国家取消分配政策以后，大学毕业的倪万福，考公务员屡试不中，最终成了一个“废人”，折射出农村教育的短板，以及农村就业观念的狭隘。陈正品陷入传销陷阱，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社会对农村孩子的诱惑。这样的悲剧，让望子成龙的农村人或多或少感到迷茫，客观上给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拉玛伊佐：你在《凤凰春晓》后记中提到“我们这一辈人的人生磨砺，对于女儿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凤凰春晓》这部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下一代人而写？

李美桦：没有彻骨的经历就没有震撼心扉的共鸣。作为女儿这一辈人，他们确实难以想象，如诗如画的大美乡村曾经是这样的艰难困苦，更无法理喻农村孩子走出大山、跳出“农门”是如此的艰辛和曲折。他们的疑惑，恰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往事成为历史。但像倪万喜一样，为农村教育作出贡献的代课教师，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敬业执着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更应该让年轻一代熟知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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