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结束后,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政权需巩固,经济需振兴,处于自由生存条件下的巴蜀古琴艺术,又进入冬眠状态,但这冬眠的时间非常短暂,很快便被春雷惊醒。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族文化的建设,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对一大批艺术家给予极大支持和重用。随着祖国前进的步伐,从消亡的边沿走向了抢救、提倡的新时代,从抢救、提倡走向恢复、发扬的新阶段,从恢复、发扬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新旅程。全国古琴界开展了浩大的抢救、整理、宣传工作。一是以查阜西为首,许健、王迪等一批琴家、琴学家参加的全国古琴考察,查访全国古琴状况;二是促使全国一些音乐院校开设了古琴音乐专业;三是一批传统名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展现于大众面前;四是一批著名琴家得以重用,如蜀派古琴家顾梅羹被聘为沈阳音乐学院古琴教授,龙琴舫被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聘为特约演奏家,喻绍泽被聘为四川音乐学院古琴教授。这些在旧中国曾被遗弃的古琴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由自由琴人转为专业琴家。上述这些举措推动了有数千年传统的古琴艺术在新中国的健康发展。
刚刚解放时的四川百废待兴,但由于有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四川古琴艺术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四川音乐工作室即成立“古典音乐社”,这是政府领导支持下成立的第一个音乐组织。该乐社下设几个组,其中古琴组有琴家郑隐飞、侯作吾、喻绍泽、龙琴舫、卓希钟、肖开松、刘兆新、邹海帆、黄敖、喻文燕、黄际春、龙汉铭、王华德、崔善元、俞伯荪等,常参加活动的有文化界名人常苏民、谢无量、陈济略、韩淑德、曾庆蓉、刘东父等。
1957年又成立“百花乐社”。这两个乐社的成立使成都古琴演奏兴盛一时,团结了不少琴人及琴乐爱好者,他们常到成都的一些学校及工矿进行演奏活动。琴社活动仍保留传统雅集方式,每月一次,以弹琴、作诗、作画、叙情为主,地址主要在成都上翔街古琴家喻绍泽先生宅内。
这两个琴社的活动因喻老应邀赴西安音乐学院讲学等原因而停止。
1975年,中国音乐界的泰斗、著名音乐家、前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先生来四川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座谈会,一因吕老为音乐界的泰斗,二因他提倡古琴艺术备受琴人尊敬,故成都琴人发起,在音乐学院演奏厅为吕老举行了一场汇报演出。吕老及他的随从人员都出席了演奏会,北京琴家李祥霆也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主席、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常苏民,音协方惠生等领导及一批琴乐爱好者出席并作陪。琴会由俞伯荪主持。
演奏会上,俞秦琴弹《关山月》《白毛女》,王华德、俞伯荪、何朝现参加演奏,喻绍泽弹《流水》压轴。
成都琴人的演奏,吕老很满意,表示了热情的祝贺。随后的座谈会上,李祥霆提出成都应组建琴社。吕老表示支持。
客人们的祝贺和希望,大大地激励了成都琴人,催促他们奋进。
1976年后,成都琴人重整旗鼓,以古琴大师喻绍泽为首的一批新老琴人紧张地筹备成立自己新的琴社组织,其成员有音乐教育家、教授雷识律、段启诚,琴家俞伯荪、王华德、何朝现、何林、喻文燕、曾成伟、雷小英、秦学爱,斫琴家何明威、李星琪,画家赵蕴玉等。
琴社的宗旨为:研究琴学、交流琴艺,推动蜀派琴艺的发展。
定社名为“蜀新琴社”。
1979年,“蜀新琴社”在成都正式成立。推喻绍泽为社长,何朝现、俞伯荪为副社长。
关于社名,还有一段与吕骥先生有关的故事。吕骥先生在京介绍成都成立了新琴社,大家非常高兴,表示祝贺,但吕老一时又说不出琴社的名字,随便说了“锦江”二字。成都琴人知道后,觉得吕老提的“锦江”更有成都特色,就此改“蜀新琴社”为“锦江琴社”了。所以后来传说“锦江琴社”社名为吕老所取。由此也可看出成都琴人对吕老的尊敬及吕老对蜀派琴艺的关心。
“锦江琴社”的成立,真正起到了团结琴人的作用,吸引了一批爱好古琴艺术的琴人、书画家、教授、干部、工人、学生来关心和参加琴社的琴艺演出,大大开拓了活动阵地,扩大了对蜀琴琴艺的宣传,扩大了琴艺的社会影响。
一系列的演出宣传活动使古琴队伍不断扩大、琴艺不断提高,这为20世纪90年代成都两次“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的成功举办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琴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首先是由于政府的支持、重视、关心。从教育角度,四川音乐学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即开设古琴专业课程,陆续将流散在社会的琴家,如喻绍泽、田耕时、侯作吾、曹东扶等引进学院开展教学,川音古琴专业中不乏佼佼者,如中央歌舞团著名蜀派古琴演奏家张铜霞、川音古琴教授曾成伟、川音古琴教授戴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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