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丝绸之路的高光时刻

在浩如烟海的吐鲁番文献里

王启涛在授课。 本报记者吴晓铃摄

11月29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新书发布仪式在2019天府书展上隆重举行，作为该合集的阶段性成果，契约卷首次准确普查出全球所藏吐鲁番出土契约为421件，是目前为止，吐鲁番契约最新且较全面、科学的普查结果。

《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出炉的背后，是国内正在崛起的“吐鲁番学”。吐鲁番学，简而言之就是对100多年来，以吐鲁番为代表的广袤西域地区出土的古代文献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它和敦煌学一样，都属于典型冷门绝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吐鲁番学以及敦煌学的话语权被西方学者掌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迅速崛起，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所长王启涛，已在此领域耕耘整整20年。由他担任首席专家的这套《吐鲁番文献合集》，共计20卷、预计3000万字，成为丝绸之路西域段最大的文献整理、研究和传承工程。

□本报记者 吴晓铃

吐鲁番学 中国也有话语权

研究吐鲁番的出土文献，究竟有何价值？对公众而言，这些文献或许是故纸堆，然而在国内外学术界眼中，它们却是发现历史、了解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至宝。

吐鲁番，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闻名世界的商贸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由于干燥少雨的自然条件，被古人埋于墓葬中的文献也因此历经千年而不朽。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在新疆获得写于6世纪早期的梵文医书写本，由此开始吸引俄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和汉学家前往西域考察。相比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以十六国至唐前期为大宗，文献种类更多、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

王启涛解释，吐鲁番出土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汉文献，但还有不少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迄今为止，这里发现的文献涵盖十多种语言。“研究这里的文献，相当于研究当时丝绸之路上全世界的文明，它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陆上商贸通道的历史脉动，了解东西方文明在古代如何交流与互鉴。”

王启涛选择从文字、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名物的角度，全面整理与研究吐鲁番文献。

这既是因为他从本科到博士后都是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专业，在语言文字和文献识读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还因为吐鲁番文献一直以来并未有过拉网式的梳理和研究。“在此之前，世界各国从事吐鲁番学的研究者，往往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点位，对吐鲁番文献进行专题式研究，而缺乏地毯式、穷尽式的精耕细作。所以，学界很需要一部集大成的、收录全面、识读准确、校注精审的吐鲁番文献总集，作为最基础的研究资料，以推动多学科的发展。”

2017年，王启涛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获批，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由此展开。

纵观存世的吐鲁番文献，收藏在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王启涛首先要普查这些文献的收藏机构，收集文献图版。目前，全球多个国家的收藏机构，已经将吐鲁番文献进行了数字化呈现，以便于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使用，但还有一些收藏机构，依然没有公开所藏的吐鲁番文献，这就需要他奔赴一线，与对方沟通协商，看到文献原件，得到图版支持。

普查之后是艰苦的识读。长期以来，由于语言文字学家的缺位，或者由于整理者忽略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以及近代汉字、写本标识符号，甚至忽略特殊格式对吐鲁番文献识读的重要性，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不免在识读方面出现失误，导致文书的真实性质被掩盖，这就需要重新校勘。不仅如此，吐鲁番文献大多来自墓葬。“古人把文书剪成纸帽靴等各种形状，导致完整文书变得支离破碎，文书必须科学缀合，衔接首尾才能得见全豹。”为此，王启涛花了大量时间攻读历史和考古方面的知识，“我这两年参加考古和历史学的研讨会，比文字学的还多。”

成果很快显现。《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和契约卷在两年内相继问世。在学术界看来，契约卷是迄今为止吐鲁番契约文献最全面、集大成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是吐鲁番契约文献最可靠的识录本、校注本。

在契约卷的新书发布仪式上，另一与此相关的重大学术工程《吐鲁番学大辞典》也启动编撰。这部由王启涛担任主编的辞典，将汇集全球10个国家的100位学者参与，编纂1000个辞条，最终形成一部400万字的丝绸之路西域段的文化史和学术史，这是由中国学者牵头、全世界学者共襄盛举的重大学术工程，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吐鲁番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协调能力。

吐鲁番出土契约 证实中国民法传统源远流长

中国法制史学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在看完《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后欣然作序，序中指出：“一些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无民法。这本著作以大量文献证明远在中古时期，汉文化中的民法传统已经在丝绸之路深入人心。”

刚刚出版的《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普查出全球收藏的吐鲁番契约共计421件，这是目前为止吐鲁番契约较新、较全面、较科学的普查结果。王启涛将吐鲁番契约分为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社条等9大类，他发现吐鲁番契约数量比敦煌文献中的316件契约多了105件，“这说明古代吐鲁番人契约意识很强。尤其是吐鲁番出土的租赁契约多达151件，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古代丝绸之路西域段的经济繁荣。”

更多的契约，钩沉出鲜为人知的史实。

提到塞上边关，大漠孤烟，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战士戍守烽火台、将军马革裹尸还的悲壮场景。其实，戍守烽火台的并非只有正规军，还有临时雇佣的“民兵”。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西州高昌县范欢进雇人上烽契》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吐鲁番人范欢进花了7文银钱，雇佣白憙欢代替他上烽站岗放哨15天。契约中规定：如果被雇佣的人逃跑，将承担官方追究的一切责任；但如果有事，不能执勤15天，还是会根据实际天数把钱退还给雇佣他的人。王启涛说，这件雇佣契生动记载了当时雇人上烽服役的细节，雇人上烽是朝廷允许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雇人上烽？文献显示：一是农忙季节有的人家没劳力去上烽，二是有钱人家害怕危险不愿上烽，所以宁愿花钱。雇人上烽的价格，从唐太宗、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逐年提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丝路战事的频繁和戍守边关的艰巨性。

最让张晋藩等中国法制史权威专家欣喜的，是吐鲁番出土契约中反复出现的“官有政法，民从私契”之类的表述。王启涛说，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无民法。然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不断出现有民法性质的“乡规民约”“乡法”“乡例”“乡价”等术语，如《唐咸亨五年（公元674年）王文欢诉酒泉城人张尾仁贷练不还辞》中，就记述张尾仁立契，“准乡法和立私契”，“这些发现，为今天中国的法制史研究特别是民法史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

学术宝藏 冷门绝学也有时代价值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在王启涛看来，吐鲁番学现在是冷门绝学，但完全可以成为显学，“成千上万卷吐鲁番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古人治理吐鲁番和经营丝绸之路的宝贵经验，可以为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支撑、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撑。”

中古时期儒家文化在吐鲁番为代表的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为今天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撰写《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时，王启涛发现，目前海内外公私机构收藏的吐鲁番出土儒家经典多达7部、117件。远在西域的吐鲁番，出土大量中古时代的中华优秀典籍写本，在他看来这充分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辐射力。

这些出土的儒家典籍，写本价值还很高。《论语》曾有一个注本，是汉代经学大家郑玄所撰，然而一度被认为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失传。没想到出土的吐鲁番文献中，居然就发现了《论语》郑玄注。它被一名叫卜天寿的学生当成教材来抄写，最终因埋入墓葬而重见天日。这些吐鲁番文献中的写本典籍，有的与今天流传于市面的版本有很多文字的不同。当然，时代更早的吐鲁番写本，应该更能代表典籍的本来面目，对今天传世版本的校勘具有很高价值。

浩瀚的吐鲁番文献，还包括大量关于疾病和灾害防治的内容，以及唐王朝为丝绸之路上的各界人士提供法律诉讼服务和保障商队及军民安全的记载。王启涛说，吐鲁番因为天气炎热，肠道性疾病很多，中风和麻疯病也很厉害。作为丝路商贸重镇，吐鲁番为此出现很多药材市场。在其中一件文献中，就记载了来自四川的药物“蜀柒（即蜀漆）”，这种药材的根有治疗疟疾之用。此外，吐鲁番还有很多培养医学人才的学校，很多医生和药材不仅来自中土，还有来自国外，在吐鲁番医药文书中，就记载了大量印度等地的医方和药方，它们后来汇入博大精深的中医海洋里。

漫漫丝绸之路，蕴含巨大商机，却也并不平静。吐鲁番文献记载，为保障来往商人以及边关军民的人身安全，唐王朝建立了步步为营的边关兵站和快速反应的边防部队，为沿途军民提供安全、运输、粮草和住宿等后勤保障。

今天，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王启涛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早已证明文明的交流互鉴最为灿烂，“而我们在吐鲁番文献的研究中完全可以发现：古代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样板，它完全可以成为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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