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耗子肉

高村的高哥又打来电话了：“小秦，来喝酒，吃老鼠肉。”

这是高哥第二次来电，邀请我去吃“耗子肉”了。上一次，因为我回城了，没能吃上。

中国人的餐桌，佐酒的从来不止是菜肴，还有共同关心的话题。所以有人说，兔子是狗撵出来的，话是酒撵出来的。

和高哥喝酒，大致也是这样：一大帮高氏兄弟，围在一桌，大型钢化杯斟酒，大口吃肉。说话时，无需夸赞桌上菜肴的丰盛、女主人的手艺。有牙齿快意地咀嚼、有上下嘴皮夸张地开合，就足够了。

即便这样，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麻、辣、鲜、香，这‘耗子肉’炒得真不错。”

高哥刚喝下一口酒，接过话茬：“就像干煎辣子鸡，吃起来还要得，比起你们四川人吃小耗子，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我急了，赶紧纠正：“高哥，那叫‘鼠三叫’，是粤菜。”

进而，向他和在座的人解释：为什么叫“鼠三叫”，即小耗子，刚出生，还没长毛，端上餐桌，筷子一夹，它叫一声；蘸上调料，它叫一声；送进嘴里一咬，它再叫一声。

据我了解，这道粤式风味菜肴，早被人定义为“最不人道、最没人性”的菜品。确实，太残忍了，生吃活物，真会颠覆人类的认知。退一万步说，你能狠下心来，搞出那么一夹、一蘸、一咬来，把一只鲜活的老鼠吃下肚子，就不怕寄生虫、传染病吗？鼠疫曾被列为传染病之首，比起排名第二的霍乱，可凶残多了。

当然，广东人也对“鼠三叫”进行了改良：让没长出毛来的小老鼠下油锅，炸它个外焦里嫩，再上餐桌，供食客蘸调料享用。只是，看到油浸浸、黄焦焦的小耗子，有头有尾、四肢岔开的样子，还真有些令我等腻味。

二十多年前，秋后收稻子，我负责踩打谷机打谷子。打谷子是个力气活，干完活吃起饭来就有些海量。我舀第一碗饭，扒拉出一只没长毛的小耗子，便将饭倒进了猪食里。再去舀一碗，又扒拉出一只来。完了，这饭吃不成了，我放下碗走了出去。负责煮饭的弟媳妇一着急，便哭了起来。

父亲走进灶房，看看锅灶、望望房顶，竟从房顶盖瓦下面捅出一窝耗子崽来。父亲找到了原因：灶房房顶较低，平常家里人少，不在大锅里煮饭、炒菜，耗子竟在锅上面的盖瓦沟里安起了家。这回打谷子，人多了，要煮的饭多了，要炒的菜也多了。在大锅里煮沥米干饭，潦米时蒸腾的热气，直接让它们掉进了锅里。弟媳忙着潦米、切菜、炒菜，没发现这不该出现的状况，小耗子被我一人舀进了碗里，甚至有半只还被吃进了嘴里。

我在屋外呕吐，黄疸都吐出来了。

其实，我并不是没吃过耗子肉，但那都是剥了皮的硕鼠肉。那些年月，耗子肉绝对是盘好菜！捉来硕鼠，剥皮，开膛，洗净，用盐巴腌制几天，然后挂在灶炉火门上方，任由炊烟熏烤，待它干了，呈现黄褐色，便可取下来，洗去烟尘，放在饭锅里蒸煮。

饭锅里蒸煮熟的耗子肉，那叫一个香啊！“隔几片坡都闻得到香味。”母亲说，“大跃进”结束后的第一年，家里依然没吃食，她逮了一二十只耗子，“剐了腌起来，熏干，过年时，下面蒸红苕、上面蒸腊耗子，吃得让一条沟的人都眼气。”

后来，我在乡文化站放坝坝电影，到本村一个生产队放电影时，生产队长说：“兄弟，你有口福了。”他头天晚上发狠，用电烧耗子，剐了，腌了一大盆。

队长老兄用酱油，和上八角、桂皮、草果、香叶、丁香、茴香籽、花椒、干辣椒腌制耗子肉。当时人们已不再为吃穿发愁，那一大盆耗子肉盛宴，除了主人的盛情之外，再没有让人心欠欠的味道。

后来，我离开了乡坝，到了资阳县城。有一回，和一位老师一起在本地作家吴昌延老师家吃了一次真正的硕鼠肉。刚到院坝口，吴老师就吆喝开了：“拖个耗子出来杀！我兄弟来了，要喝酒！”

我在心里嘀咕：有没有搞错哟，那耗子是你家养的吗？说拖就能拖？况且，一个耗子能剐几两肉，能够几个人喝酒？

见我犯窘，同来的那位老师说：“吴老师家的‘耗子’是自家养的海狸鼠，一个就有几十斤。”

当晚，我们吃红烧海狸鼠、喝烈酒、抽旱烟，够狠、够劲。听吴老师讲他走船、跑码头的故事，也够有感染力。吴老师说：“我文化不高，写不起几个字，但是想写啊！俊高兄弟当编辑，看到就犯愁，后来送了我一本小学生用的那种《新华字典》。不是他吝啬，复杂了的，我还真翻不来。有了字典，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一篇千字文，要好久才能完成。”

在吴老师家，我也没有吃出过去那种耗子肉的味道。感染我的，是吴老师的经历和执着，以及他张扬的个性和豪爽的性格。

……

听完我讲的故事，高哥才发觉大家杯中的酒干了，他立马瞪圆双眼，怪没人提醒自己。说着，转身回到里屋，打了一提酒出来，继续着酒赶话、话催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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