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老挝 一段伤痕累累的历史

一

关于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关于老挝，我又知道些什么？

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几乎一无所知。

对我来说，老挝是一片晦暗不明之地，一个躲在竹帘背后的国度。好笑的是，我对它模糊的想象，全来自于一些越南电影，或者杜拉斯描写湄公河的小说：孤独、颓废，如无尽的雨水抽打墨绿色的庭院。

所以，当我真的坐在从会晒到琅勃拉邦的慢船上，沿湄公河而下时，我感觉我正在追寻一段瓷器般易碎的梦境。一种隐约的兴奋感，始终包围着我，就如同四周的山林，始终包围着大地。

到达琅勃拉邦时，天色已晚。湄公河像一头黑色的长发，继续平静地流淌。转弯处有大片白色的冲积平原，沙石砾砾，却空无一人。我的目光穿过低垂的榕树，望见浦西山上熠熠放光的宝塔。路边有一尊巨大的金佛，十米高，披着袈裟，站在镶满宝石的佛龛中。夜色中，他慈悲地俯视着我，静虑的姿势，庄严而神圣。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穿越了时间的河流，来到了一个仍旧古老的世界。

这也正是像我一样的旅行者来到琅勃拉邦的原因——寻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业已遗失的记忆。二

来琅勃拉邦，第一件事是观看清晨的布施。

早晨六点，成群结队的僧人已经赤脚走出寺院。在琅勃拉邦的大街上，在淡淡的晨雾里，年轻的僧人们披着橘红色的袈裟，挎着黄铜色的钵盂，明亮而鲜艳。

街边跪满了虔诚的布施者。当僧人们走过，布施者打开竹篮，把准备好的糯米饭、香蕉、饼干、盒装果汁放进僧人的钵盂里，然后双手合十，静静祈祷。仿佛是默片电影中的画面。在这个笃信小乘佛教的国度，清晨布施的传统如同往复的白昼，超越了战争、苦难、意识形态的缠斗，每日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每天清晨，僧人们托钵而行，得到的是一天的饮食。这种源自小乘佛教的传统，总是让人感到欣慰。僧人们接过食物时，脸上带着几分庄重，而布施者的表情只能用圣洁来形容。他们说，从面前走过的每一位僧人，都是佛祖释迦的化身。

“试想一下吧，这是多么伟大的福报！”

为了布施，很多山民天不亮就起床，走上几小时的山路。雨季时，这几乎算得上一种苦行。他们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朴素的衣着显示着生活的艰苦，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虔诚。他们把一小团糯米饭放进僧人的钵盂里，眼神中流露出喜悦和安然。这种喜悦和安然，随着僧人的脚步，走过皇宫，走过街边的碧树，走过一栋栋法式别墅，琅勃拉邦的山河仿佛都沉浸在这种喜悦和安然中。信仰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它，人世的苦难才显得可以忍受。

布施的人群里不乏像我一样的游客。他们很多来自泰国，也有不少来这里怀旧的法国人，仍然喜欢对一头雾水的老挝人讲法语。这些年，中国人也多起来。他们大都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涌入老挝的。据官方统计，中国在老挝的侨民有3万人，而实际数字可能是它的10倍。这支浩荡的大军很少出现在布施的队伍里。他们很实际，都是来做生意的。在郊区的小商品市场里，他们忙碌地贩卖着国货。

我曾问一个刚从四川过来的中国商贩，他是否到过琅勃拉邦的老城区。

“只去过一次，”他说，“皇宫可比咱们故宫差远了。”

我又问他是否参加过布施。

他摇头：“那东西有啥子用？”

在中国人的哲学里，生存总是比信仰重要。如何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庞大国家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但是当你看到这位四川商贩不远万里来到老挝谋生，就会明白这是多么严肃的现实问题。

在琅勃拉邦的清晨，我随着僧人的脚步一路前行。路边的布施者连绵不绝，其间还夹杂着很多拿着口袋或箩筐的穷苦孩子。刚开始我很奇怪，因为这些孩子并不布施。恰恰相反，当僧人们走过时，还会把自己的一些食物分给他们。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种以佛教为中心的社会救济系统。僧人既是受供养者，也是财富的再分配者。通过这个系统，富人获得了心灵的慰藉，穷人得到了生存的口粮，而信仰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双方都认可的意识形态，把分散的民众聚合到一个共同的框架内。无论大国小国，无论现代古代，只有做到周富济贫，才是文明的本意。

布施只持续半小时，僧人们绕城一周，便回到各自的寺院。街上很快恢复了清晨的宁静。故道白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因为如此不动声色，很多游客常常来了很久，还不知道每天清晨都有这样的仪式发生。

香通寺，琅勃拉邦最著名的南传佛教圣地

在很长的岁月里，琅勃拉邦一直是东南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也是老挝的前身澜沧王国的首都。昔日的辉煌仍能从众多寺庙和金碧恢宏的皇宫中看到。当我流连在这些寺庙中时，我的脑海里常常回响着一个词：“文明的造型”。

比如，我在香通寺里看到的这尊卧佛。它并非右手支撑头部的传统姿势，而是曲肱而枕。它的雕琢如此细腻，有着老挝特有的古典之美。脚踝处向外盘绕的袈裟，如同一簇簇跳跃的火焰。惊叹之余，我问自己：一个地方的文明，总会以它特有的造型出现，而决定这种造型的力量又是什么呢？

我试图通过老挝的历史寻找答案，然而一旦有了粗浅的了解，我感到的却是分明而钝钝的苦楚。历史上，老挝是一个过于悲惨的角色，几乎所有邻国都反复占领和统治过这里。而老挝人引以为傲的艺术品，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掠走。

或许正因为如此，老挝人喜欢说“baw pen nyang”（意为“没问题”），这是老挝国民的口头禅。当太多东西无法掌控在自己手里，除了在精神上忽略它，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即使在最辉煌的时期，老挝也不愿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革。唯一的变化，只是各种佛教用品日趋精致而已。老挝人向我提到一位叫作维苏的国王，他的功绩是把勃拉邦佛设立为澜沧王国的守护神。这尊来自斯里兰卡的佛像，安置在维苏寺里。领主们必须在这座佛像前向国王宣誓效忠。这也成为“琅勃拉邦”名称的由来——“勃拉邦佛像之地”。

老挝与邻国的关系始终紧张。一次，有人捕获了一头罕见的白色大象，送给澜沧国王赛尼亚。当时，白色大象是整个东南亚权力的象征。越南的黎圣宗听说后，就要求证实大象的颜色。赛尼亚命人把装有象毛的宝盒送往越南。途经川圹王国时，川圹国王命人取出象毛，在宝盒里装了一小坨粪便，借此羞辱强势的越南人。黎圣宗收到宝盒后勃然大怒，却把账记在了老挝人头上。他派出大路人马讨伐澜沧国，攻下了琅勃拉邦，将其洗劫一空，赛尼亚也落荒而逃。不过恰在这时，越南军队染上了疟疾，大批倒下，澜沧国终于得以收复失地。

凭借着天幸与菩萨的保佑，老挝一路走来，但最终逃不开分崩离析的命运。老挝开始向暹罗、缅甸和越南纳贡，之后又遭到中国黑旗军的洗劫，最终在法国的炮舰外交下屈膝投降。老挝仍然维持着缓慢的步履。除了建起了一批法式别墅，让皇室贵族们养成了穿西装、喝咖啡的习惯，似乎别无改变。

在过去的皇宫，如今的皇家博物馆里，文明的碰撞随处可见。国王会客室的墙上，是法国画家阿力克斯·德·福特罗1930年绘制的壁画。典型的欧洲画风，描绘的却是老挝传统生活的场景，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她把老挝人的眼睛画成了蓝色。

也许，在一个艺术家眼中，整个19世纪的法国都处在一个把农民变成法国人的漫长过程中。法国人决心使每个殖民地都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而这很快成了他们的负担。

在琅勃拉邦，法国人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但收效甚微。不过，至少在改造皇室贵族的品位方面，法国人做得不错。在陈列馆里，我看到了西萨旺·冯国王穿过的西装和一双白色的A.Testoni牌敞口便鞋，还有王后穿过的法国新款时装。

这些衣物让我想象着那个时代。在这座舒适的宫殿里，国王的画像仍然历历在目，餐桌上杯盘齐整，刀叉排列井然，仿佛期待着亡灵归来。然而，一切都已化为陈迹。

一个老挝导游告诉我，1975年后，国王被送进劳改营，其余王室流亡海外。

直至今天，许多琅勃拉邦人仍然相信，皇宫内阴魂不散。几乎没有人敢在黄昏后走入皇宫。

四

与东南亚众多旅游目的地相比，琅勃拉邦有一种世外桃源之感。它不追求高与大，对现代性也没那么热心。或许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传统意识，它一直维持着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在19世纪时做出的描述：“一个讨人喜欢的小镇，占地1平方英里，只有7000至8000名居民。”

如今，琅勃拉邦仍然是一个可以用脚丈量的城市。尤其是对那些深受城市无节制扩张之苦的游客来说，这些小街小巷反而给人以一种十分亲近的感觉。

漫步在街上时，我时常惊叹于那些承载着信仰伟力的宗教建筑。我也惊叹于这里世俗生活的方便：五步之内必有餐馆，十步之内必有商店。更不必为住宿发愁。那些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普通民宿，仔细一看，很多都是酒店。还有遍布街道两侧的咖啡馆、餐厅、SPA……

尽管整个老挝没有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但是不少顶级酒店已经进驻琅勃拉邦。安缦集团将一个老旧的医院改造成了最奢华的旅馆，悦榕庄把老挝王子桑维纳方姆的别墅改为了小型奢侈酒店。在这里，你可以一边听雨水打在房檐上的滴答声，一边享用早餐，或者在夕阳西下时，看着人群涌入夜市。如果要说琅勃拉邦发展的最成功之处，那无疑就是有效地抑制了丑陋的现代化对传统的侵袭。

老挝人崇尚无须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发展，由此也衍生出一套独特的生活美学。他们强调清心寡欲，忌讳强烈的感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像一朵低空开放的花儿，朴素清丽。法国人曾总结说：“越南人种稻，柬埔寨人看稻长，老挝人听稻长。”然而，高傲的高卢人也承认，老挝人的处世态度太具魅力而无法抗拒，他们看中这点，不愿离去。

一天午后，我像老挝人一样，在南康河边乘凉。竹桥下，一个老挝男人坐在独木舟中钓鱼，一位农妇在山间采草药。河风吹过，芭蕉叶、竹叶飒飒作响，熟透的椰子应声而落，“咚”的一声，惊醒了一个午睡的男人。

这样的场景在琅勃拉邦稀松平常，却让我为之着迷，也吸引着那些被现代性裹挟得晕头转向的人们。

路易斯·罗耶在1935年的小说《老挝女人凯姆》里描绘当时在老挝的法国人：“他们已被当地的懒散腐蚀，就这样过他们的日子；他们所要的只有清澈的天空、美味的水果、新鲜的饮料和容易得到的女人。”

问题是，这难道不是人类理所应当的归宿吗？尤其是当我们受够了污浊的空气、污染的水源和有毒的食品时；或者，当我们开始认真对待保罗·高更的提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文明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也让我们丧失了本来唾手可得的东西，而琅勃拉邦所展现的恰好是一种无为的魅力。

黄昏时分，我登上皇宫对面的浦西山。虽然只有一百米，却是琅勃拉邦的最高峰，足以俯瞰全城。眼前是重峦叠嶂的青山，云雾在山外缭绕，南康河和湄公河在这里奔腾不息。仅有几条街道的琅勃拉邦，更像是一个山河间的孩童，谦卑地承受着夕阳的爱抚。

我和很多游客一起坐在山顶的石阶上。没人说话。仿佛大家都已被眼前的景象感染。山下的寺庙隐隐传来晚课的钟声。我们倾听着，这个黄昏因此显得意味深长。

《路边野餐》剧照

于是我变得很难相信，这个静谧的国度，这个佛陀的世界，还保持着另一项世界纪录：历史上人均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国家。

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失败，放弃印度支那，老挝遂成为美苏对峙的战场。一边是老挝共产党和越南人，另一边是皇家老挝政府和美国轰炸机。苗族将军王宝则带领着他的非正规军与越南人殊死抵抗。

10年间，美国向老挝投掷了超过两百万吨炸弹，致使无数老挝人流离失所，琅勃拉邦一度成为空城。直到今天，战争的后遗症仍然存在。据统计，有超过五千万颗炸弹仍然埋在老挝境内，造成每年上百人的伤亡。

1975年以后，大批前皇家老挝政府的人员逃亡国外。那些留下的人则相信，琅勃拉邦的象征——勃拉邦佛已被新政权移走，放在那里的是一座赝品。

在没有君主的时代，许多老挝人对于泰国王室的一举一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诗琳通公主的定期访问，成为老挝人民快乐的源泉。由于两国的文化结构类似，老挝人喜欢将泰国王室视为老挝王室的替代品。

不过，老挝人对泰国的感情复杂而矛盾。一方面，他们崇拜泰国的文明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就通过泰国的电视节目热忱地关注着这一切。另一方面，他们也了解到泰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结果，他们认为这是泰国人的典型特质，这其中包括吸毒、卖淫和离婚。

老挝人仍然单纯。这从本地最受欢迎的杂志《现代更新》中可见一斑。这本杂志经常讨论如下问题：“男人为什么不想结婚？”“为什么一些女人能够甘愿做小三？”以及“万象，什么时候你的交通才能够彻底瘫痪？”

许多当年的苗族人选择流亡美国，因为那里也是他们的领袖王宝定居的地方。他们在新的家园建起社区，凑钱建造寺庙。不过，那些成年后才离开老挝的人仍然难以适应移民环境。他们热爱家乡，满怀乡愁。许多人认为逃亡只是暂时的。可是，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并渐渐融入当地社会时，他们才发现逃亡成了和故乡的诀别。

20世纪90年代起，他们的后代开始回国探亲，或者回到父母当年所在的村子。老挝历史上的第一部电影《早安，琅勃拉邦》，讲述的就是一个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年轻记者，回到故乡并爱上当地女导游的故事。

2009年9月，老挝政府宣布流亡在外的老挝同胞可以获得“荣誉公民”称号。他们可以重返老挝，并取得老挝护照，尽管“荣誉公民”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不久，王宝将军发表讲话，称他计划返回老挝。

“我们现在需要做出改变。”他说，“老挝政府正试着敞开大门，我们应该把事情摆在台面上，平心静气地谈谈。”

此后，老挝的一位外交发言人提醒王宝将军，他在1975年年末已经被宣判死刑，而他想进行的任何谈话都应在行刑之后再说。

这位发言人讲话时，没有一丝的嘲讽。

六

夜幕降临后，皇宫门前会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苗族妇女们搭起红色帐篷，点上灯泡，贩卖手工艺品、麻布衣裳和藤草编织的凉鞋。

红色帐篷一个紧挨着一个，密得遮蔽了整条街道的天空。曾经的皇家禁地，变成了平头百姓的乐园，就像中国古诗的意境：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几年前，苗族的反政府武装被平定，现在苗族人开始现实地做起生意。浆染的麻布衣、细编的草鞋原本就是他们的特长，如今这些物件被各国的游客买走，漂洋过海。如同亚洲很多国家，风云变迁容易让人兴叹，却势不可当。

不过，琅勃拉邦从未失去灵魂和记忆，这也是它能够吸引众多游客的原因。

一天上午，我乘坐跨江渡轮，来到湄公河对岸的班香曼村。与琅勃拉邦一河之隔，这里仍然是三十年前的世界。我骑着旅馆的自行车，经过山间散落的村寨，原野上孤独的木屋。阳光炽烈灼人，土路伸向群山深处，好像没有尽头，而我的目的地是坦香曼寺——一座历经百年的寺庙，建在百米深的石灰岩洞中。

我跟随一个光脚的老挝少年进入岩洞。他打着手电筒，我跟在身后。洞穴黑而狭长，脚下的石阶湿滑异常。我努力睁大眼睛，因为有众多残缺老朽的佛像，立在黑暗的岩石间，藏在绽裂的石缝里。老挝少年说，在战乱的年代里，虔诚的老挝人冒死将这些佛像带到这里，如同保存火种。

此刻，在黑暗中，对每座佛像的位置都了然于胸的老挝少年，一次次把光束打向岩间，并提示我：“Buddha（佛陀）。”

作者：刘子超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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