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信札背后的故事 潜心助后辈 耐心释疑难 流沙河1982年回复作者宇之信札

1957年，流沙河与白航等4位年轻诗人创办了《星星》诗刊。同年便因《草木篇》被划为右派，留成都做多种劳役，劳动之余攻读古籍。“文革”期间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累计20年。1979年调回四川省文联，再度任《星星》诗刊编辑。

此封信就是流沙河重任《星星》诗刊编辑时，回复作者所写。信件言语间，一位对作者认真负责的编辑形象透纸而出，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这封信的原件，由市收藏家协会会长周明贵从一名成都藏友手中求得。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这首被收录于小学课本的诗歌《理想》，是流沙河作品中最为大众所熟悉的。

十年“文革”，这场浩劫不仅没有打倒流沙河，反而使他愈加坚强。这段惨痛的人生经历，使得流沙河的诗作更充满激情、更深沉感人，他警醒人们正确对待历史，铭记历史教训。《理想》就是诗人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出生于成都金堂，4岁开始研习古文。1947年春，流沙河考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他的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还加入了进步学生团体“十月读书会”，并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

新中国成立时，流沙河不过17岁，他虽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但他更偏爱文学，常给《川西日报》投稿，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川西日报》社长西戎赏识流沙河，一封介绍信将他召调到新创刊的《川西农民报》工作。

那时的流沙河非常痛恨自己的地主家庭出身，于是和曾做过国民党公务员的父亲划清界限。1952年，流沙河转入四川省文联搞专业创作，这时他已是一名青年团员，以赤子之心写了许多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诗篇。

1957年1月，流沙河、白航等四位年轻诗人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借物咏志的《草木篇》及其他作者的各种流派的好作品，在全国一枝独秀，深受读者欢迎。

不过，也正是这篇《草木篇》，流沙河被划为右派，《星星》被指控为“反党刊物”。不久他被勒令回成都接受批斗，接着被戴上“大右派”帽子，留文联机关监督劳动。“文革”期间，他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白天修路、锯木头，傍晚遭批斗），累计20年。

1979年，获得平反的流沙河放下了手中的锯子，重新拿起笔杆，开始了十年诗歌之路。此时，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了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并再度任《星星》诗刊编辑。他还在《星星》上开了个专栏，最早介绍台湾现代诗。后来，他把这一系列集结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

此封信就是流沙河再度任《星星》诗刊编辑时，回复作者宇之所写。他写道：“这五首咏花的诗都欠新鲜。此类构思已成公式……以后宜多写与生活相近的东西。现在有些人（不是说你）写诗缥缈得很，空、远、淡，你们不要去学。”文中他与作者分享经验，字字恳切。信中几次出现“谅解、抱歉”等字眼，透露出他人格中的谦逊温和、对编辑工作的认真负责和毫无架子，值得钦佩。

无奈“捐官”求实务

——川大首任校长、清末著名教育家何维棣致林海信札

这封由何维棣写给林海的信，是与清代捐纳制度有关的。出身于湖南道州何氏世家的何维棣，亦工书善画，著有《潜颖诗》。即便自身才华横溢，于光绪壬午年经殿试得中进士，何维棣却长居候补道。

写此信时，何维棣二次俸满，为求取盐大使一职，他向林海写信询问捐官事宜。此信的内容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卖官鬻爵之风的盛行。该信的原件，由市收藏家协会会长周明贵于北京某知名公司拍得。

四川大学图书馆望江文理馆的内庭，每每到了9月，桂花的馨香便从这里飘散，萦绕在文理馆的每个角落。内庭被称作“桂菀”，得名于我们今天讲述的这封信件的主角，四川大学首任校长何维棣的诗句——“丛桂夹路，香来袭衣”。

作为四川引进西学的急先锋，四川中西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可以说是领文化转型之先，是四川当时唯一的省级新式学堂，也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之一。

首位管理四川中西学堂委员即四川大学首任校长，是由四川洋务总局委派的刚刚年届40的何维棣。何维棣出生于“诗文书画兼工，四代十人盛名”的湖南道州何氏世家，是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教育家何绍基的孙子。光绪初年，他曾经与易实甫、程颂万等人在长沙蜕园组织湘社。他本人也是有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著有《潜颖文》《潜颖诗》和《煮冰词》等。

何维棣本是通过科举制度中的进士，但清代“卖官鬻爵”之风盛行，为出任实务，也免不了用银钱打点。“捐官”又称捐纳，是封建社会时期为弥补财政困难，允许士民向国家捐纳钱物以取得爵位官职的一种方式。捐纳开办由来已久，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到了清朝，捐纳成了与科举相互补充的一个重要制度。此时，捐纳制度已经有了统一管理、明码标价、捐纳泛滥等特点。此封信中，他向林海写道：“昨有现任实缺盐大使，业已二次俸满，拟具拿报效三千两冀邀帅宪，汇入奏案，请以知县在任侯升。”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别人捐官是为了丰厚的报酬，何维棣不是。1911年前后，何维棣任四川印刷局总办时，因为拒绝四川总督赵尔巽的亲属采买印刷货物虚报放项而自请辞职。从中，可以窥视到清代捐纳制度带来的种种弊端。

□周明贵 本报记者 戴静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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