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视野下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流变

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呈现出科学观窄化、科技美学不张及人文哲理思考空间受限等不足，这源于将科学幻想作为民族国家启蒙的工具，以及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现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以科技为中心的“人学”转向，新世纪则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出版平台和作家群体，二者促成了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新质的发生。表现为：一，开启了主流文学未竟的工业现代性启蒙之路，深化了现代性思考，建构起技术诗学这一新美学维度及以科技为轴的新历史维度，形成独特的“中国标识”；二，生成了后现代社会启蒙与世俗享乐主义的新价值体系。由于主流文学与科幻小说的长期隔阂，致使科幻小说的启蒙思考难以形成对主流文学启蒙观的补充，如何消除隔阂，确立科幻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地位，任重而道远。本文转载自《学术月刊》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1980年代根据叶永烈的科幻小说《碧岛谍影》改编的连环画。

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在继晚清和新时期初之后，掀起了第三轮创作热潮。“新生代”作家群的迅速壮大，多部巨著的推出以及科幻文化产业的兴起，使新世纪科幻小说创作呈现出色彩纷呈、生机勃勃的盛景，无论在叙事内涵还是美学建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新的转型趋向虽已受到学界关注，但目前的讨论多为现象的表层梳理，缺乏从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视野进行宏观、深入的思考。比如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转型是怎样发生的？它与之前的科幻小说创作有怎样的传承与裂变？产生了哪些新质？这些新质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科幻小说创作还存在哪些问题？本文拟以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的爬梳为基础，结合新世纪以来的文坛创作状况考察，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晚清至新时期初：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启蒙话语

晚清科学小说是中国科幻小说的起始阶段，也是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色彩最为斑斓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在学习、模仿西方科幻小说的基础上，将“知识与真理的话语”“梦想与传奇的话语”统合一体，开创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两类叙事传统：（1）启蒙传统，又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科学精神启蒙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科学知识启蒙两种；（2）娱乐传统，即在神怪叙事传统、商业化文学时代潮流推动等诸多因素下，为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求，被异化为借科学名义证明神道鬼怪之不诬的猎奇故事，类似于美国软科幻中的“pulp science fiction（通俗科幻）”，如醉农的《桃花依旧红》、毋我的《吾夫》、野民的《仙枕环游记》、枕流的《极乐国》等。

由于“五四”时期启蒙精英的大力批判，以及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单纯以猎奇为目的的科幻创作在20世纪20年代后大为减少。及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类小说在大陆几乎绝迹，却在香港的倪匡、黄易等人那里有了传承和新的发展。香港浓郁的市民气息，消费主义的商业社会氛围，成就了武侠、侦探、言情与科幻混合一体的通俗科幻小说。在中国大陆，直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网络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科幻创作的娱乐传统才得以再次重启。因此，在当代中国大陆的科幻小说中，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讨论范围都是一种传统：启蒙传统。

晚清时期，尽管在科幻小说应担负起怎样的“新民”功能的问题上，梁启超和鲁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一个重视科学精神，一个强调科学知识，但不管是描绘未来新政治愿景、表达对国家民族未来深切焦虑的社会哲理科学小说，还是“析理谭玄”又让人“不生厌倦”的科普科学小说，对科幻小说作为“开民智”工具的功利性设定，以及对科幻小说“文学性”的重视等方面，都是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与拥有科技现代性的双重渴望，使得科幻小说的启蒙功能并没有被减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同样是从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上启蒙民众，新中国科幻小说家从苏联科学文艺中学习、借鉴了丰富的经验，与“十七年”的时代环境、政治文化要求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目标，即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关键词的科学精神，涉及农牧医林渔及航空航天诸领域的实用性科学知识，以及新的启蒙对象：少年儿童。内容和对象的规限，对科普功能的强调，再加上文坛不断变换的晴雨色彩，在这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十七年”科幻小说普遍存在话语单薄空泛、形式单一、说教色彩浓厚等弊病。饶是如此，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依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就是建立在极为严谨的科学知识上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浪漫想象，这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但能够获取丰富的知识，还会被明朗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激发献身科学的热情。

“拨乱反正”之后的新时期初，中国科幻小说在时代对科学的热切呼唤声中，迎来了新一轮的创作高潮，并出现了“姓科”“姓文”之争。这场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是科幻小说“十七年”传统与“五四”文学启蒙传统之争。“姓科”派作家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如赵世洲、董鼎山、鲁兵等，坚持的是“十七年”儿童化、科普化，以科学乐观主义为主导的启蒙传统；而“姓文”派则由两类作家组成，一是少数意识到科幻文学性缺乏的“十七年”作家，如郑文光、童恩正等，二是新时期初开始创作的作家，如魏雅华、金涛、尤异等，他们向主流文学靠拢，呼吁重返“五四”的启蒙传统。但除了少量作品，如《温柔之乡的爱》《百岁姻缘》《延迟了的婚礼》等关注个体人的自由、解放外，大部分“姓文”派小说，如《珊瑚岛上的死光》《碧岛谍影》《刻着“T.K”的戒指》《“114”号元素的秘密》等，主题都是彰显民族国家话语的敌特斗争叙事。

经过简要梳理，不难发现，虽然中国科幻小说启蒙的目标、内容和对象，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时代需求和意识形态需要各有差异，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根本的定位从未变动。这样的启蒙定位，给20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创作造成的最大问题，是科学在小说中作为启蒙工具的存在。不管是强盛中国的乌托邦想象，还是漫游太空的知识讲解，抑或正邪交锋中的武器较量，科学都不过是实现强国目标的工具。那么，工具论的主导，给科幻小说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工具论”主导下的创作流弊

（一）科学观的窄化。科学是科幻小说的立足之本，因此，与科学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科学观，自然也应该是科幻创作最核心的思考之一。人类进入20世纪后，科技无节制发展造成的盲目与失控，让技术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尤其是“二战”后的战争阴影，让科学观不再像19世纪那样，以培根、笛卡儿的乐观主义为主导，而是呈现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交织并存的状态。但20世纪的中国是个例外。从晚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的那一刻起，中国就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惧中，开启了对现代科技的逐梦之旅。无论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发的以学术拯救民族危亡，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政策思想，或者新时期初“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现代化目标，都使得在中国语境中，科技乐观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1949年以后政策的明确导向，使科幻作家不能够，也不允许在创作中进行科技悲观主义的思考和表达，这也导致了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科学观，长时间呈现出单纯的乐观主义色彩，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被大大地简化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合天论”占据主导地位，即将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和自然应该通过相互作用而达到辩证统一”。“胜天论”作为“合天论”的补充存在。然而，从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科学界“唯科学主义”思潮、“科学大众化”运动，到5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深入人心的“改造自然”宗旨，“人定胜天”取代“天人合一”，成为最主流的自然观，而科学，则是人“胜天”最合适，也最有力的工具。为了凸显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强大威力，科幻小说家们在严格遵循科学定律的基础上，将有限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从想象的内容上看，既有效仿苏联科幻的规模恢宏的改造项目，如沙漠、北极、南极、气象、海底等的改造，也有富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以农、林、牧、渔为对象的小型改造。这些改造无一例外地取得了成功，让未来的人类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地处理成了征服/被征服的关系，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深层次的自然思考。

（二）科技美学的不张。科学的艺术之美早已被世人知晓、承认。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里，读出了音乐般的美妙；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关于浮游生物和海母的画，启发了20世纪初的新艺术运动；我国科学家杨振宁则用“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带来的精神震撼；瑞士数学家欧拉写出的欧拉公式，至今仍被公认为是最具美感、最有魅力的公式之一……问题在于，上述这些感悟出科学之美的，都是自然科学家。“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马克思在论及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时曾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

问题也就在这里：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的状态，使文学领域内的人，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很难认识和把握科学独特的审美内涵，并打通科学与文学的屏障，让科学之美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出来，而科学领域的作家，又很难将这种科学之美用精妙的文字传达出来。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科幻独有，而是在整个世界科幻创作领域都存在。但对于历史短暂、长期以科普的教育功能为导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几度遭遇中断的中国科幻小说来说，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达科·苏恩文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认知间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虚构性文学”，它的主要形式技巧“源自间离的态度”，但这“绝不意味着科幻小说仅仅是或仅仅可能是科学的通俗化甚或科技的预测学”，而是“一面寓言性镜子，它以“另一种”时空体为基础，并通过一个由典型叙述动因人所构成的体系得到揭示。”然而，为了达到科普的目的，不少中国科幻小说家恰恰是把科学的通俗化作为科幻小说书写的目的。为了将科学通俗化，作家们采用了许多传统的文学叙事手法，如比拟手法、历史情境创设法以及侦探悬疑手法等等，让读者产生阅读的新鲜感和惊奇感。可由于这些叙事手法产生的结构不过是一种暂时性间离的结构，其产生的新鲜感虽然真实，但却有限，或许能在短时期内让青少年读者产生一定的阅读兴趣，但难以让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读者从认知层面获得有意义的陌生感，比如，通过这种陌生感造成的经验疏离，更深层次地体察现实，提升人性、伦理、意识形态、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思考高度等。

而在那些不致力于科学通俗化的“姓文派”作品中，存在的是另外的问题。他们把张扬人性、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创作目标，试图用科学幻想带来的新奇感，从众多现实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由于只是将科学幻想作为吸引读者阅读的工具，再加上一些“姓文派”作家缺乏系统科学训练等原因，很多“姓文派”科幻文本中的科学幻想，仅仅是作为故事添加剂而存在，即便作家有能力，也愿意下足功夫去打造其美学空间，所产生的文本美学效果也极其有限。

（三）科幻小说人文哲理思考空间的受限。李欧梵一直为中国作家脱离不了写实主义的束缚而抱憾，认为“狭义的社会性和爱国思想”是造成中国现代文学最大危机的因素之一。这句话对始终背负着沉重的社会现实前行的中国科幻小说来说，尤为适用。对国族民族未来的深切忧患和焦虑，是整个现代中国科学小说“科学精神”的核心表达，从早期各类以“新”开头的乌托邦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新石头记》《新中国》等，到三四十年代的《猫城记》《铁鱼的鳃》《和平的梦》等，都是如此。“十七年”期间的科幻小说配合政治诉求，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色彩，用高科技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拨乱反正”之后的科幻小说，跟随时代主流思潮，鞭笞“四人帮”恶行，呼唤人情人性的“伤痕”“反思”，以及20世纪90年代，与精英文学一道批判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下拜金主义盛行、欲望横流的新现实主义科幻，无不是借用机器人、太空探索、超时空旅行、基因改造等科学幻想，表达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理想情怀。

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致力于思考当下社会现实的科幻小说的创作价值，但如果仅仅拘囿于以国民为单位的视野，显然大大窄化了科幻小说所能够施展的空间。如美国科幻小说家詹姆斯·冈恩所言，“科幻小说所涉及的事件，其重要性大大超过个人或社会的意义。在科幻小说中，往往是整个文明或整个种族处于危亡之中”，因此，人类“必须把自己看做一个种族，而不仅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国民”。将视野从国族、民族延展至种族，以宇宙为背景来思考人类的困境、文明的命运，这才是科幻小说应有的格局。

以科技为中心的“人学”转向：启蒙转型的第一步

新时期初的科幻小说热仅仅持续了两三年，便迅速衰落，“姓科”“姓文”之争之后升级到政治层面的打击，直接导致了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等科幻名家的停笔或转向，以及大批科幻报刊的停办。虽然这次打击给科幻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使科幻小说整体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萎靡不振的颓态，但也给了科幻小说摆脱既有的民族主义启蒙思维的契机，有了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科幻创作的新可能。并且，在短暂的热潮和激烈的论争之后，科幻小说从“科普型”向“文学型”转型的理念也已基本完成。留给之后的小说家努力的，是如何挖掘科幻小说专属的文学特质。

那么，科幻小说到底应该有怎样的文学特质？布莱恩·斯坦布福德等人在《科幻小说百科全书》把科幻小说的特征确定为两点：一，“围绕科学知识的扩大及其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后果这一中心”，二，“从想象的意义和智力的意义上具有冒险探索的性质”。可见，科幻小说是关于科学的思想实验，而文学的“人学”根本属性，又使得每一场实验的最终指向都是人自身。历数世界科幻史上的经典佳作，从《时间机器》《1984》《冷酷的方程式》到《基地》《沙丘》《黑暗的左手》等等，无不是将科学内核深植于现实土壤，其幻想之翼又能够超越现实，将人的生存思考用夸张、变形的方式延伸至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小说所具有的启蒙价值，既不是简单的知识启蒙，也不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启蒙，而是现代科学人文精神的启蒙，辐射到美学、哲学、政治学、生态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一种以现代工业性为基础的，复杂、多元、全方位覆盖的思想启蒙。中国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都没有具备实现上述思考的最起码的工业化条件，导致现代科学人文精神的启蒙在中国科幻小说中无法萌芽。同样没能发生的，还有现代性思考应有的正反两面性。反倒是落后他人的恐惧，催生出对现代科技的极度渴盼，使“五四”时期高举的“科学”旗帜一直飘扬，并形成了科幻小说创作长期单纯的乐观主义和明显的功利色彩。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已经有少数科幻小说开始从科学与人的角度反思现代性，如《V的贬值》（1987）、《青春的跌宕》（1987）、《宇宙墓碑》（1991）等，但这些作品的主题大多来自那一时期大量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学与文艺思潮，是缺乏现实土壤的模仿。

王晋康是极为难得的例外。为儿子讲故事的动机，使他写下了《亚当回归》《天火》《生命之歌》等作品。成长于红旗下，又历经“十年浩劫”、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以及长期处于尖端技术研发的工作背景，形成了王晋康小说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科学人文精神思考。例如，《亚当回归》中植入第二智能的未来新智人，尽管陷入丧失自然人情感与获取超级智能的选择两难，但最终依然选择后者，这种坚持到底的科学乐观主义，来源于“十七年”中国渴望科技强国的理想底色；而在《生命之歌》孔宪云的父亲与亲手研制的机器人元元为延续种族生命展开的较量里，更让人看到笼罩国人百年的进化论生存哲学的阴云。一方面，王晋康比普通人更早、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的“双刃剑”作用，另一方面，植根于包括他在内的几代国人的“保种”意识，以及坚定的进化论生存哲学，又让科学乐观主义成为其科学人文精神思考的主导价值观。相比之前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启蒙书写，王晋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把科技当作启蒙的工具，而是从科技与人的关系思考出发，考察科技对人产生的影响，这也是他能够将民族国家话语进行理念的转化，拓展为对整个人类族群思考的重要前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加入全球化并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中国政府，及时将“科技创新”“科教兴国”调整为新的战略发展目标，并迅速在航天航空、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技领域的不断突破，为科幻小说迎来了复兴的契机，也将科技与人的问题逼迫性地展现在小说家面前。

与西欧国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来完成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历史轨迹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传统急剧跃进现代，前一个进程还未完毕，后一个进程就已开始。而新世纪全球化的时代处境，又使中国迅速融入国际话语之中，展开后现代景观的营建。这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揉捏叠加的时空紧缩状态。新时期中国主流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现实根基的缺乏，造成了现代性价值观念在中国文学中的薄弱。另一方面，虽然后现代主义文学要反抗的对象在中国也还远未建立，让后现代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充满悖论，但全国范围内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覆盖业已形成。两相作用下，便是中国主流文学的现代性思考既处于表层的未展开状态，又很难再次清理、重启。

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增长、民族自信大幅提升、社会稳定和谐文化逐渐形成等现代性上升时期的时代表征，主流文学普遍呈现出失语状态。此外，中国社会经济进入加速转型期的同时，渐进式改革所积累的成本开始明显释放，由此带来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而主流文学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目光依然集中在体制改革、阶层差距、消费主义等方面，缺乏对造成这一切的源头之一的科技发展进行有效的梳理和讨论，这使得主流文学从启蒙视角展开的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显得软弱无力。而这种软弱无力，又让一些学者提出启蒙与民族现代性的终结，转而用“生活现代性”或“世俗人道主义”等新的话语把握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然而，话语的转换并未改变问题探讨依旧浮于现象之上的事实。并且，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信仰与人性危机，恰恰表明“人的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仍然未能达到健全的程度”，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而要开展道德重整与精神重塑这一新世纪中国文学人性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就必须将科技现代性纳入启蒙视野，进行重新整理和思考。新世纪科幻小说再度复兴、繁荣，使主流文坛产生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便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时代的需要，承担起重新建构现代性书写的时代重任，让没能在主流文学中扎下根的终极关怀和意义深度，在科幻的向度里充分发展。

《科幻世界》与新生代作家的崛起：转型发生的重要条件

新世纪的科幻小说之所以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重任，主要还是拥有了平台和“人”两个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条件。先来看平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十余年时间里，《科幻世界》是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最重要，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唯一的平台，所以，《科幻世界》的办刊态度对于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十分关键。在90年代，《科幻世界》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性提升，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中国科幻界进一步打开国际视野。1991年和1997年，《科幻世界》先后为中国科幻界争取到了世界科幻大会（WSF）和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的主办权，为中国科幻打开了走向国际的大门。此外，杂志还坚持每一期都介绍1-2篇西方或日本科幻名篇，使中国读者接触到了更多、更前沿的国外科幻小说信息。跟当时大量用删节、改写成儿童故事的方式引介进来的世界科幻作品不同，《科幻世界》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为日后成长为科幻小说家的一批读者提供了充分的外来营养。2003年，《科幻世界》联手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启动中国科幻“视野工程”，组织出版的支柱丛书“世界科幻大师丛书”和“世界流行科幻丛书”，将很多难得一见的长篇经典推送到国人眼前，使中国读者与世界科幻流行实现了零距离接触，科幻阅读真正做到了“无国界”。

二，为科幻小说家提供具有导向性的发表、出版支持。1998年，阿来出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除了每年一度坚持举办笔会之外，阿来还为顺应读者的阅读口味，对刊物进行多次改版，开设并主持了“非主流”“界外”“科学美文”等栏目。他为“科学美文”写下多篇优美的导读，用生动传神的语言为读者打开了科学之美的大门。在2003年的“视野工程”中，为打造中国科幻图书品牌，杂志社还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推出了另一套支柱丛书“中国科幻基石丛书”，通过刊物、网站等媒体宣传，为中国科幻作家的长篇作品造势。

上述举措对科幻的推动意义是巨大的，表现在两方面：一，20世纪90年代末及之后，通过《科幻世界》这一平台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新生代科幻小说家，如刘慈欣、赵海虹、潘海天、长铗、飞氘、夏笳、江波、陈楸帆、钱莉芳、郝景芳、宝树等，普遍具有重视文学表达的写作素养，他们当中坚持科幻创作至今的，皆已成为当下中国科幻文坛的中流砥柱，大大提高了中国科幻创作的整体文学水平。二，长期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不是以响应时代号召的急就章形式存在，就是因发表平台的限制只能短篇示人，少有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结构宏伟的长篇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科幻小说的文学表达。而在“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工程之下推出的《三体》三部曲、《十字》《天年》《银河之心》三部曲等优秀长篇，则让世界看到了恢宏、壮阔与深邃的中国科幻史诗，也让中国科幻小说开始拥有了厚重、沉稳、大气的文学实力。

再来看“人”——作家方面。此前已经说过，《科幻世界》为中国科幻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素养深厚的中青年作家。这些新生代科幻小说家，包括前面提到的韩松、王晋康，与前辈作家相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一，写作动机的不同。他们不再饱含为国家培养科学接班人的科普热情，把科幻小说视为灌输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载体，而是把科幻创作作为“一种消遣，是一种个人化的自我超越。他们以为，科幻小说是为自己写的，是为科幻文学本身写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创造力的桎梏”。这样的写作动机，使科幻小说创作摆脱了同心圆式的思维模式和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公共话语，有了自如的生长空间。二，教育背景的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越来越多的文科出身的作者加入科幻小说阵营，他们中的佼佼者，如艺术学专业的赵海虹、历史专业的钱莉芳，还有中文出身的陈楸帆、哲学背景的宝树等等，将自身专业所长融入科幻书写中，使科幻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魅力。

个人化的自由书写和多种学科背景的作者融入，加上宽松的时代氛围，使新世纪以来的科幻小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发展态势，不但几乎所有国外科幻出现过的题材都有所涉及，而且在叙事手法上也十分丰富多样。那么，相比之前的科幻小说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创作又出现了哪些新质？

工业现代性下的启蒙新变

从启蒙的视角来看，传统依然在延续，但无论从启蒙的动机、对象、内容还是价值话语方面，都发生了明显转变。第一，启蒙动机的变化。“五四”以来的文学启蒙传统中，作家努力将启蒙思想通过文本灌输给读者，作家与读者，换言之，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是启蒙/被启蒙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知识分子扮演的是导引者，是一种主导的姿态，而读者大众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但在新世纪以来的科幻小说创作中，则有所变化。如前所述，对于大部分新生代科幻作家来说，创作科幻小说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够将科学知识或科学精神传输给读者，读者所接受的启蒙是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无意识地完成的。因此，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启蒙/被启蒙，灌输者/接受者，而是处于一种更加平等、互动的状态。

第二，现代性的思考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而变得深刻。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幻小说中的现代性反思，是对西方“照葫芦画瓢”式的生硬模仿，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科幻小说的反思是踩到了现实的坚实地面，拥有了一定的话语力量和深度。同样的题材，科幻小说对科技与人关系的思考，以及用科幻寓言投射现实荒诞的艺术手法，其直抵本质真实的能力和形成的张力效果，往往比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小说更准确，也更深刻。以新世纪以来备受文学关注的“底层书写”为例，为了表现阶层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苦难叙事成为主流小说家最常使用的手段，从背井离乡到出卖肉体甚至生命，用身体伦理进行道德批判，从而刺激读者的阅读神经，唤醒读者的情感共鸣。然而，随着这样的刺激层层加码到生命被剥夺的极致苦难后，作家已经写无可写，而读者的神经也被刺激到麻木。相形之下，科幻中的“恶托邦”从科技对人的异化层面，让读者看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直接地完成非人化”的过程。并且，科幻小说还借助强劲的想象力，对现实进行夸张和变形，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如《北京折叠》中交替折叠、轮流苏醒的三个城市世界，《荒潮》里人与机器共生时代中，沉湎于电子毒品的底层少女，《山民纪事》里群山般环绕市区的高楼平民阶层和城市中央“盆地”居住的精英阶层等等，它们或打破传统的时空概念，或重构人的生存处境，将日常进行陌生化处理，在增加了感受难度和时延的同时，强化了审美接受。这种美学效果颇有点类似魔幻现实主义，都是通过对现实的夸张、变形，直击现实主义无法触及的深层内里，用超现实的极端表达，翻转出表象之下令人心惊的幽暗真实，但不同于魔幻现实主义更偏重“主观现实”的精神和心理空间，科幻小说对“物性化的人”的思考，以及将现在推向未来的思想实验特性，使其更具客观性和理性。

第三，科技传统的重新发掘和整理。新世纪以来，一些科幻小说家继承童恩正开创的历史科幻传统，借鉴、汲取欧美“蒸汽朋克”科幻以及港台倪匡、黄易、张系国等人的历史科幻创作手法，或改写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或重述历史本原，将科学而不是儒学作为治理天下的利器，在历史的幕布中凸显出科技的力量。如《异天行》通过对墨家复兴的宋朝史重述，肯定了科技对人类的巨大作用，潜在表达了对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不满；《新宋》中回到宋朝的石越之所以能够强大宋朝，靠的武器之一就是《石学七书》这一科学启蒙读物。通过对历史的想象和重新演绎，这些历史科幻小说强调了科学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历史科幻小说，如《春日泽·云梦山·仲昆》和《昆仑》中的能工巧匠偃师，都被塑造成超越那个时代的智者，《天与火》中的王赫，《天雷无妄》里的唐文雅，都是胆识过人、智慧超常的科学家。小说家将这些科学家、能工巧匠提升到与王安石、苏轼等正史留名的大家相提并论的高度，为的就是要重新挖掘、审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科学精神，从而为当代科学文化提供历史之源。

第四，工业现代性美学启蒙的开启。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提出美学的四大范畴，分别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科技美”。前三种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致力的目标，而“科技美”，尤其是其中的技术美学一翼，在中国主流文学中始终处于未完成的表达状态。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技术对生活、艺术的介入越来越深，早已构成美的新质创造的重要组成，但新世纪主流文学日常生活诗学、后现代审丑的美学导向，使其即使有现实基础，也很难再度重启技术美学思考，科幻小说则帮助主流文学补足了这一缺憾。《三体》《地火》《流浪地球》等小说充满清晰、理性的形式感、秩序感、速度感和力量美的书写，开启了中国读者的工业现代性美学启蒙道路。

几乎所有读过《三体》的中国读者，都会被文本中瞬间横切巨型舰船的纳米丝、直接将世界从三维降至二维的二向箔等武器描写深深震撼。小说里由强相互作用力材料制成的宇宙探测器水滴，“外形完美，这颗晶莹流畅的固态液滴，用精致的唯美消弭了一切功能和技术的内涵，表现出哲学和艺术的轻逸和超脱”。这个外星武器以细腻的光影变化、严谨的比例结构和超凡理性的形式秩序征服了地球人类，被喻为“一滴圣母的眼泪”，这种金属质感产生的张力美学如此强劲，强劲到让人类消弭了对那个遥远世界的陌生感，“代之以强烈的认同愿望”。艺术的美是无国界的，而在这里，水滴的美让读者感受到的是，艺术的美是无种族、无文明的，自然美、人工美和机械美的内在联系有了重新的思考路径。这种感觉，与欧美读者在读到阿瑟·克拉克的《与拉玛相会》、阿西莫夫的“银河基地”系列是类似的。如果说之前的文学启蒙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对普通大众的，而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的启蒙对象，则包括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未能领略“科学的纯粹之光”的国人。工具理性和人文感性的奇妙融合产生出全新的美学特质，宏大叙事和壮美、崇高的美学风格，为“优美”的新世纪文坛注入了一股阳刚、铁血的硬汉气质。机械之美让读者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为人类生命的感悟与认同提供了新的价值空间。

第五，中国标识的建立。世界科幻大多已进入后现代的现实语境，而中国科幻则因处于技术上升期的社会现实，呈现出独特的“中国性”。中国在自工业革命以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的现代性，这样的现代性性质，有着追赶先发地区的目标，表现为“对于现代性的积极认同和追赶”。有论者指出，“原发现代性秉持的科学理念是科学技术为全人类的福音，而在后发现代性中，科学技术已经是以工具性价值的面貌出现”。如《与吾同在》《逃出母宇宙》《三体》《流浪地球》等小说张扬的技术乐观主义，是一种将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混并提的技术乐观主义，与启蒙运动追求的人的精神福祉的诉求相比，这些作品中更强调技术发展与族群利益的相互关系，从族群存亡的角度肯定科技的价值。《流浪地球》中，是那些做出太阳爆发预测的天体物理学家，那些设计和建造地球发动机的工程师，让地球成功地逃出了太阳系，躲过了太阳灾变，为人类保全了繁衍的种子。也正因于此，当这些科学家被叛乱者处以冰冻极刑后，在太阳爆发的氦闪强光之下，他们站立在冰面上，犹如五千多尊雕像的场景，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大写的“人”。和那些为情爱和个人自由赴汤蹈火的“人”一样，这种坚守科学信仰、为族群献身的“人”，同样给予读者崇高、壮丽的诗学震撼。这也是当代中国七十年来最具“中国性”的红色标识。相对于20世纪清晰标榜的国族书写，这种将国族意识混杂在地球与他种文明的族群意识中的表达更为隐晦，但仍有迹可循。

工业现代性启蒙之外的其他新质

如前所述，新世纪中国社会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者混合叠加状态，科幻小说创作相比以前，也有了更为宽松自在的空间，尽管工业现代性启蒙价值观在新世纪科幻小说中占据较为突出的位置，但并非绝对的主导。后工业社会启蒙、世俗享乐主义等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形成了新世纪科幻小说价值多元、面相丰富的特征。

先来看后工业社会的启蒙新质。张康之指出：“在全球化、后工业进程中，开拓未来的道路是需要一场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的。需要通过这场启蒙，去发现、去建构新的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是新世纪科幻小说完成主流文学未竟却难以继续开展的现代性思考，那么后工业社会的启蒙则是新世纪科幻小说开启主流文学还没能完全展开的后现代之路。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启蒙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中华民族或者“反封建”，而是拓展至人类种族，相应地，启蒙的对象、价值话语也都发生了变化。例如，《天父地母》《三体》《逃出母宇宙》等多部科幻长篇进行的种族生存/灭亡的“末日实验”，不但为重新审视集体主义价值，而且也为重新思考以个人为本位的“五四”启蒙思想，提供了朝向未来的意义向度。

第二，对自然美学的重新阐释和价值发掘。后工业时期的技术思考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主张“返魅”，还原自然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将人性、情感与技术结合，追问技术的意义。《球状闪电》《银河之心》等作品中关于宇宙空间的“宏细节”描写，“使主流文学所囊括的世界和历史瞬间变成了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也让读者得以重新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爽科幻”的出现。在这里，本文也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随网络文学大军而兴起的网络科幻小说。这类科幻小说隶属于网络文学，因此有着与网络文学同样的消费至上特征：娱乐性、草根性、民主性。从传承上来说，它们大体分为两支，一支是上承从晚清到香港，在倪匡、黄易等人手上发扬光大的科幻娱乐路线，题材多为架空历史的玄幻与科幻杂糅体，如《新宋》《铁血帝国》《回到清朝当海盗》《明末逆流战神》《大宋逍遥王》《异世界中华再起》等，大多是通过意识传输或时间旅行回到过去，以个人一己之力推进一个王朝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诸方面的改革，实现国家的富强昌盛，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情怀；还有一支是横向借用好莱坞大片或日本动漫的科幻创意，如《乱世拳王》《科幻世界里的术士》《唯一的神奇宝贝》《不朽世界》《丧尸狂潮》等，将“丧尸”“异形”“钢铁战士”“机甲战队”等能够给读者造成感官刺激的元素拼凑、杂糅进自己的作品，形成满足读者个人欲望幻想的科幻爽文。对于这些以点击量为目标的网络科幻小说家而言，科幻创意不过是用来让读者产生阅读新鲜感的一种工具，无论是价值内涵的挖掘，还是科技文学性的表达，都相对缺失。

第二类“爽科幻”，是科幻小说特有的、以自娱自乐为目的的纯个人性写作或称“圈子科幻”。如前所述，新生代科幻小说家多是纯粹出于个人兴趣才开始创作的，因此，对于一些作家，尤其是80后、90后作家而言，他们不在乎金钱利益，也不在乎评论家的眼光，在乎的是创作过程的“爽”，即欲望被释放出来、得到满足的快感，以及在朋友、同人圈中获得的认同感。与网络文学一样，这类科幻小说的出现，代表着一种纯娱乐文学价值观的兴起，也让新世纪以来的部分科幻小说呈现出明显的同人文化圈特质，一些小说家会将自己或圈中好友的名字、经历嵌入小说中，或调侃或致敬，如刘慈欣调侃绰号“大角”的潘海天的《太原之恋》、夏笳悼念已逝作家柳文杨的《汨罗江上》、宝树向刘慈欣《三体》致敬的《三体X》，何夕、星河等人则经常把自己的笔名放进小说中，等等。这种同人圈一方面拥有强大的凝聚力，会使作家形成一个核心群体，但另一方面也对于大众读者、主流文学评论家等圈外人的进入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使科幻小说创作难以突破“小众化”状态、拥有更广泛的影响。

可读性的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提倡，再加上媒体文化产业的推波助澜，在这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科幻小说受到的社会关注和读者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从整个当代文坛创作及研究现状来看，科幻小说依然是一种边缘存在。除了科幻创作文学水平整体偏弱、审美与其他类型文学存在特殊差异等本体问题外，科幻创作和研究的圈子文化现象，以及主流文学研究界对近二十年的科幻创作发展缺乏足够认识，亦是造成这种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科幻小说创作长期以来隶属于通俗科普或儿童文学，因此，其研究主体也多在这两个领域。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科幻小说创作在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已逐渐回归“文学是人学”的价值本位，但研究群体仍旧集中在科普界。2005年，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引发了不少学者对晚清科幻小说的关注；之后，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又掀起了一轮研究热潮。除吴岩、严锋、尹传红、王卫英等坚守科幻研究阵地的学者外，贾立元、王瑶、李广益、任冬梅、姜振宇等新生代研究者陆续加入，此外，海外的研究力量也正在崛起，宋明炜、李桦、蔼孙那檀等均是其中翘楚。这些科幻小说研究者大部分也都是科幻爱好者，与创作圈一样，他们形成了一个很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圈子，为中国科幻小说研究贡献了一批优秀成果。由于与主流文学圈的融合度不够，这些研究往往在科幻小说系统内部讨论问题时显得游刃有余，却难以将视野放到整个文学场域，从一个时期的文化体制出发去看待科幻小说，评价它的文学性意义和文化功能，从而对科幻小说进行合理的价值判定。

科幻小说的研究圈、创作圈，再加上以姚海军、成追忆、兔子瞧、三丰、刘维佳、王侃瑜、吴霜等为代表的编辑出版和媒体圈，使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成为一种极其独特的“自给自足”型文类。2016年，北师大科幻文学博士研究生姜振宇组建了微信群“靠谱科幻研究”，大大提升了科幻小说创作者、研究者、编辑出版人和媒体宣传人之间的信息流通效率，活跃了圈子气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幻小说各方面的发展。然而，圈内交流度的增加，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科幻小说与整个文坛的关系互动，相反还可能由于圈子内部的“自给自足”而造成进一步的封闭。尽管近年来，科幻小说在文坛受重视的程度不断提升，但是要真正被接纳为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笔者认为，将现有的圈子调整为半开放的状态，在保持圈子特色的同时，积极与主流文学对话，也许是科幻小说寻找更广阔空间的发展之道。

此外，主流文学研究界也应以开放、包容和寻求理解的姿态来对待科幻小说。及至当下，依然有不少人将科幻小说视为“儿童文学”“通俗文学”，作品陌生的科学世界也阻碍了批评者进一步了解科幻创作状态的脚步。并且，由于中国目前的科幻小说创作整体状况与主流文学相比，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还存在不少差距，也成为一些学者对当下科幻小说缺乏兴趣的原因。以上种种隔阂，使当代科幻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价值难以进入他类文学研究者视野。然而事实上，本文谈到的科幻小说的启蒙思考，新的审美空间的开掘，以及与网络文学互为映照的世俗享乐主义价值观等，都已经为同样处于转型期的新世纪文学提供了新的价值尺度和发展思考。2017年新出的《哈佛文学史》将现代科幻小说作为专章讨论，表现出了编著者对科幻小说重要性的认识，但这还远远不够。如何让科幻小说真正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一部分，对于研究者而言，需要的不仅是文学观、历史观的转变，还需要宽容、理解的气度，与小说家一道抓住新的转型契机，让科幻小说参与新文学范式的建构，确立科幻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地位。

本文转载自《学术月刊》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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