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中国》 诗歌灿烂的日子

2004年，由万夏与杨黎合作，并由杨黎操盘，为中国当代诗歌第一次出版了怀念式专集《灿烂》，“追认烈士”般地填补了（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记忆空白。

愿意悼念那些“诗歌灿烂的日子”的朋友，去淘一淘那有着金色封面的厚书吧。下面我引述几段《灿烂》。

“第三代”在四川的命名、诞生、发展，成为四川诗歌根据地彪炳史册之举。对此，杨黎在《灿烂》中转忆了一次类似共产主义儿童团成立般的激情场景——诗人柏桦对1982年那次聚会做了如下描述：“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30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大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这个学生特有的、80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和《青年近卫军之歌》，也就是在这个聚会上，第三代人被正式提出。”

下面这一段类似世界500强企业创办和游击队成立一样的记忆弥足珍贵。杨黎回忆道：

我在1984年一天的晚上，向周伦佑提出了办四川青年诗人协会的事情……冬天的时候，万夏从外面回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开口就问我，诗协垮了没有？就是在那个晚上，万夏来到我家楼下……我下面穿着一条春秋裤，上面套一件毛衣。我们谈了10分钟，决定了以下三件事：1.改组诗协领导班子；2.尽快使诗协合法化；3.创办刊物。

……3天之后，我们得到了我们需要的公章。

为了得到那颗宝贵的诗之玉玺，有志青年们不惜站在寒风中以满腔热忱献出自己全部的智慧。这些智慧，在10年后的北京图书市场，可以任意兑换为某一畅销

书全部的码洋。

在（上世纪）80年代，在某一特定瞬间，诗歌不仅大于码洋，可能也大于毕业证书。

今天的人一定不会明白，彼时的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诗人。万夏以口语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那个特别的下午。万夏回忆说：“当时（1983年）我坐在学校的一个石头桌子旁看书。5月份吧，我在复习，因为我好像好几科都没及格，有可能要留级，马上毕业了，我就紧张得很。我的一个同学把一封信拿给我，我一看是马松的，就打开看，结果里面就是两首诗，我简直看入迷了……我大笑起来，一个诗人就这样诞生了。我正在沉醉，突然有人叫我。一个女生站在我旁边，她是过来拿书包的，那时候学校风气相当好，你放在那儿一天都没人拿的。我转过身来随便问她，你认得马松不？她很诧异，马松是哪个？我说是被数学系开除的那个。她想了想说，哦，我晓得我晓得。我说，他现在变成一个诗人了，一个诗人诞生了。我就把信拿给她看，我说你拿去看，晚上8点钟，你在这里等我把诗拿回去，然后我转身就走。8点，这个女生来了，太有意思啦。” （60）

《开放中国》经济观察报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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