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医院守夜引发的官司

编者按 ：本书是一位器官移植医师的回忆录。作者巴德·肖所回忆的医疗前线生活，是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山峰，更是他们无法体会的高压与焦虑。

在进医学院之前，我对律师并不了解。大一那年，我们与法学院的学生玩触身式橄榄球。大多数比赛中，双方都很友好。不过，我们有一位名叫埃里克的队员，他比较喜欢惹事。

“嗨，你这卑鄙的家伙，我问你，500个律师淹死在海底是什么意思？”第一场比赛进行到一半时，他向对方的四分卫高声说道。

“一个好的开始！”[1]他自问自答，觉得很风趣。

此后，他也不必把笑话完整讲出来，只要抖包袱就够了。“一个好的开始，混蛋。”在他双手触及对方持球人，因用力过猛而把持球人推倒时，只要他脑子一热，这句话便脱口而出。一些同学也觉得这一幕十分有趣，大概是我无法理解那条不成文的规矩，仿佛只要成为医生，就会不自觉地认为所有律师都像狐狸一样狡猾。

在器官移植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初期，我需要与各种服务机构协作，帮助患者获得肝移植资助申请。有时候，当州府的医疗补助单位拒绝为患者的肝移植手术提供资助时，我就必须在联邦法院上为患者作证。我们一向是获胜的一方。在为患者作证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几位出色的代理律师，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无偿代理这些案件。

过去30年来，我曾十余次被指控医疗失当，从而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这些诉讼总是会牵扯到医院里与我合作的人员，如护士，医生以及许多其他与案件几乎毫不相关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案件会在取证过程中被撤消。我和同事需要出庭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在我们出庭的那几次案件中，陪审团的判决也对我们有利。我从这些诉讼中领悟到，至少在帮你对付其他律师时，律师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些经历也让我看到，真相的力量也有令人不安的一面。赢得官司的技巧是如何将真相公诸于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见识了那些律师在引出或抹杀真相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

最终我明白，即便再明白不过的事实真相，在法庭上也不一定会成立。此外，我还吸取到一个教训，有时候，我的话太多了。

**********

马尔科姆·戴尔（Malcolm Dial）在肝移植手术后突发中风。在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恢复的过程中，我陪他度过了许多个夜晚。

有时候，他的姐姐玛丽会和男朋友一起来看她。我不确定第一次遇见玛丽是什么时候了，我在手术后通知马尔科姆的母亲一切顺利时，她并不在候诊室里。几天之后，我告诉马尔科姆的母亲，她的儿子严重中风，也许撑不过去之后，玛丽出现了。白天的时候，我很少见到玛丽，她和男朋友常常在玩了一夜后，带着满身的烟酒味，像一阵风一样进入重症监护室。大多数夜里，她的男朋友刚把头靠到躺椅的仿皮椅背上，便马上睡着了。

但玛丽就没那么容易预料了。一天晚上，确定马尔科姆有所好转后，她看上去十分兴奋。她在房间里晃来晃去，一会儿看看监视仪，一会儿检查一下尿袋。

“他的血压好多了，对吧？”她说，“看看这尿液。绝对是好转的迹象，对吧？”

一天晚上，她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马尔科姆的病床边，握着他的手。

“我们一起在密西西比长大。你知道，那是在牛津，威廉·福克纳的故乡，”她说，“我们常常一整个夏天，都在河里钓鱼，或用叉子叉青蛙。”

她站起来，弯腰在弟弟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那时候我们多亲密啊，”她说，“没想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说完，她瘫倒在椅子上，放声哭泣。护士递给我一盒纸巾，我把纸巾放在玛丽身旁靠墙的桌子上。

“父亲去世后，一切都变了。”她说。“我们在父亲的遗嘱问题上闹得很僵。父亲在最后一刻变更遗嘱，马尔科姆为此非常生气，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缘故。”

玛丽说这句话时，我正忙着调整马尔科姆的呼吸机，没听得太清楚。但我还是听出了她内心的愧疚。曾经亲密无间，如今久已疏远的姐弟，其中一人正经历垂死时的痛苦，另一人终于来见他，却为时已晚。

一天午夜刚过，玛丽来到马尔科姆的病房。那时，她独自一人，也没有饮酒。看得出来，她特别想找人聊天。在那漫无边际的谈话中，她突然问我，为什么马尔科姆会中风。

“我知道，你和马尔科姆的医生谈过，”她说，“但我听不懂他的术语。你能用一般人能听懂的话给我解释一下吗？”

既然有人愿意倾听，我便打开了话匣子。我告诉她我们十分吃惊，因为肝移植后中风的情况十分罕见。

“是吗？”她说，“那么你认为马尔科姆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真希望我能知道，”我说，“我回去检查了所有数据和相关记录，但找不出合理的原因。”

马尔科姆开始咳嗽，我听到呼吸机的管子里有液体。

“等我一下。”我起身倒掉管子里的液体，触发了警报。

“他没事吧？”玛丽问。

“没事，”我说，“他需要吸气引液导管。”

我戴上手套，去拿导管。这时，护士走了进来。

“我去拿吧。”她说。

玛丽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盯着她弟弟的脸。

“这会给他造成伤痛吗？”她问。

“不会”我说，“可能是气管里进了一点液体，没什么大问题。”

玛丽坐回椅子里，闭上眼睛。护士弄好了导管，马尔科姆的呼吸恢复顺畅，又平静下来。护士又检查了为马尔科姆收集尿液的导尿袋，在一张厚纸上写下号码后，便拿着那张纸离开了。

玛丽站起来，躺椅椅背“砰”的一声向前弹回来。她低着头弯着腰，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交叉放在一起，仿佛在召唤神明的力量。

“这么说来，你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中风。”

那时已是深夜，病房里看护她弟弟的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起见证马尔科姆在死亡线上的挣扎。当时的我处在不设防的状态，想要分享我对马尔科姆中风原因的猜想。

“倒是有一种原因可能会导致马尔科姆中风。”我说。

我对玛丽解释，有时候，新移植的肝脏或血管中如果有气泡，可能会导致中风。“这种情况我从来没遇到过，“我说，“但我在其他器官移植中心的报告中读到过这样的例子。”我知道曾经有一位患者，他心脏内部的心室之间有一处穿孔。那个器官移植中心的医生认为，气泡通过这个穿孔绕过了肺部的过滤，经由主动脉进入了大脑，阻碍了大脑内的血液流通。

“心脏里有个穿孔？那不是很严重吗？”

“一般而言，并不会太严重，只要穿孔不是太大，”我说，“只要别让空气进入血管。”

她对我皱着眉毛，摇了摇头。

“胎儿的心室之间就有穿孔，这是为了让血液随着正确的方向流通。按理说，胎儿出生后，这些穿孔便会闭合，但是偶尔也有没有全部闭合的情况。假如穿孔很小且不位于关键部位，他便可以健健康康地度过一生，丝毫不受影响。这个穿孔也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除非这人做了肝移植手术，”她说，“就像那家医疗中心的患者。”

“但是这里面的情况又有些不同，他们事先发现了那个穿孔。”

“怎么发现的？”

我解释说，在做移植手术之前，他们为那个病人做了全面的心脏评估，发现了那处小穿孔。不过，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穿孔只是说明你不能确定是否有气泡留存。”我说。接着我告诉她，另一家器官移植中心推测，假如在器官移植前，他们为患者治好那处穿孔，应该可以预防中风。

“马尔科姆呢？”她问，“他有这种穿孔吗？”

“从现在的结果看，有，”我说，“但是，我们事先并不知道”

这时玛丽注视着我，她的脸上已不是平时夜里从酒吧过来时的空洞表情，而是多了一种凝重。我本该对此有所警觉。

“也就是说，在为马尔科姆做手术前，你不知道他的心脏是否有穿孔。”她说。

“我就像我说的，这只是一种可能。但是中风的原因也可以有很多种。”

“但是你检查了他的情况，所有其他原因都解释不通。”

“是的，不过……”

“我直接问你吧！你们有没有事先检查马尔科姆的心脏？”

我解释说，马尔科姆已经超过了年龄限制。患者只有在这个年龄以下，我们才会考虑他们是否需要做全面的心脏评估。

“你现在后悔没有做这项检查吗？你们把这检查叫什么，超……”

“超声心动图。”

“对，就是这个。如果事先做了这项检查，发现他心脏穿孔的问题，你还会继续为他做肝移植吗？”

“很难说，”我说，“也许不会。”

“也许不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希望你们发现了那个穿孔，治好了那个穿孔。从你所说的来看，似乎那个穿孔才是唯一可能造成马尔科姆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你看看他，躺在这里，不能说话，也能不动，没有一点活人的样子。”

我站起来，拿起护士放在床边的病历本。我想看看记录在上面的数据，但是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我和玛丽坐在一起，房间里传来气流从马尔科姆肺部进出的声音。我无法反驳玛丽的观点，我真希望自己事先能发现那个穿孔。我没有告诉玛丽，在那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分会场上，来自其他移植中心的外科医生做了会议报告。报告中，他提到了那个病例中风的原因。而我当时恰好是那个分会场的主持人。在问答环节，我甚至做了点评，我认为在肝移植手术前，我们应该为每个受体做超声心动图检查。但是，报告人和其他点评者认为，这样做是过犹不及。“这种情况毕竟罕见，”有人说，“我们要在成本和效果上制约平衡。”

“巴德，请你把真相告诉我，假如可以重头再来，你一定不会在没修复那个穿孔之前，为他做移植手术吧？”

“就我现在的感觉而言，是的。如果我事先知道他有穿孔，我不会做手术。我们事先本来也很容易就可以发现那个穿孔。”

之后，我与玛丽再也没有过其他的交谈。马尔科姆的身体开始迅速恢复，玛丽也就回家了。两个月后，我们把马尔科姆转到了他家附近的康复中心。

马尔科姆一直在家休养了大概一年时间。这时，我接到专业事务组律师的电话。律师在电话里问我一连串的问题：“你还记得马尔科姆吗？”“你还记得和他姐姐谈过话吗？”“你知道为了康复，马尔科姆花费巨大吗？”“你知道玛丽在密西西比是做律师的，她的律师事务所的收入就来源于对医生的起诉吗？”

原告律师（后来玛丽回答他的问题时，她说我是“南方最卑鄙无耻的人”）将我列为案件的被告。他们也没有放过与马尔科姆的身体评估有关系的内科医生、护士，雇佣我们的大学，以及提供手术场所的医院。在经过多年的调查和证物证词的收集后，我们最终还是在法庭上相见了。

被要求出庭作证的前一天夜里，我乘飞机返回当地。第二天一早，我便来到法庭。马尔科姆和玛丽坐在长凳上，等人进来。我停住脚步，打了声招呼。这时我才意识到，马尔科姆从未真正认识过我。在手术几个月前，一位前同事为他做了最基本的检查，等我为他做手术时，马尔科姆已经做好了手术准备，躺在手术台睡着了。医院把他转到康复中心时，他还没完全恢复意识。于是，我向他解释了一下我的身份，而玛丽则站在那里，低头看她的脚尖。马尔科姆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玛丽开始拿脚磕地面，接着又看了看手表。

在我作证期间，马尔科姆很少看我。每次我觉得玛丽在看我，转过脸与她对视时，便刚好看到她把视线转开。也许这是我的想象，也许这是我臆想出来的错觉，想让她感到愧疚。毕竟，我们一个是马尔科姆的姐姐，一个是马尔科姆的医生，曾经一起度过许多个夜晚，是互相信赖的战友。在证人席上，原告的代理律师先问了我几个问题，以便让陪审团对我和我的经历有所了解。接着，他进入了正题。

“那么，当戴尔女士问你，如果你事先知道她弟弟的心脏存在穿孔，你还会不会为他做肝移植手术时，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大概不会。”

“大概？”

“那天晚上，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而你……”

“而我的回答是，不会。”

“在马尔科姆的穿孔修复前，你是不会为他做移植手术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点点头。

“医生，我需要你回答出来。”

“对，当时我是这么说，但是我错在……”

“反对，法官大人……”

“……由于中风的几率非常小，所以……”

“反对，法官大人。以上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

“反对有效。”法官说。

法官请陪审团忽略我的评论。他告诉我，回答与问题相关的话。律师再次问我是否后悔自己做了移植手术时，我的辩护律师反对，说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法官让原告的代理律师换下一问题。

**********

我认为，马尔科姆并没有从诉讼中获得好处。我的辩护律师请来的专家认为，由于中风的几率极其罕见，考虑到成本原因，为每个器官移植候选人做超声心动检查并不可取。陪审团明显同意专家的观点，尽管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设计出更有效的方法，识别出有潜在中风可能的患者。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我们没有违反治疗标准。

马尔科姆在肝移植后，又活了很多年。甚至在我离开移植中心多年后，他还健在。他住在密西西比河湾沿岸，与玛丽离得很近。

有一年，在一次全国性的器官移植大会上，我偶然遇到当年器官移植团队中的一位护士。她告诉我，马尔科姆的移植用药仍主要由他们负责管理。但是护士说，他们与马尔科姆的沟通主要通过玛丽进行，比如马尔科姆需要做化验，或者马尔科姆的用药有变化，这些问题通通与玛丽联系。

我很高兴，玛丽还在关心她的弟弟。马尔科姆的康复一直都不彻底，他离不开玛丽的支持。

但是，我希望我能了解更多。我最近常常会想，马尔科姆的感受如何？他快乐吗？他移植新肝脏后感觉开心吗？他能亲口把他的感受告诉我，还是必须通过玛丽来传达？

**********

一天晚上，我用谷歌搜索到马尔科姆的地址。我把地址输入谷歌地图，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开启了街景模式。那是一座小小的房子，像淡黄色的盒子一样。一个只停得下一辆车的车库开着门，房前的车道上停着一辆灰色的越野车，越野车的后车厢没有关，车子后保险杠右侧的水泥地上有两只空纸袋。街道对面，一位邻居正在用水管清洗房前的车道。隔壁邻居家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几颗瘦弱的小树下，横放着五六辆生锈的汽车。

这种感觉很奇怪，仿佛我在窥探他的生活。我也不确定我在寻找什么，我希望这些图片可以如实时画面一般鲜活，但事实和我的想象并不相同，它只是被冻结的时刻，它们也许是几周之前，几个月之前，甚至是几年之前的某个时刻。

几年后，马尔科姆去世了。有人说，他是因为肾衰竭而过世。

我又用谷歌地图搜索了他的房子。现在，车库的门关着，马尔科姆的旧房子被粉刷一新。房前的车道空无一人，靠近街道的地方有几张摊平的报纸。隔壁屋子里的杂草全都枯死了，那些生锈的汽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停在胡桃树下的一辆红色的小型面包车。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的，是我们曾经更加亲密的时刻。在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我们三个人互相陪伴，度过了许多个难熬的夜晚。现在，其中一人死了，而我对他的了解，竟然只是他邮筒上涂有常春藤叶子的图案。      

[1]这个笑话缘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六世》。在西方国家，律师的典型形象是只有职业操守，没有道德良心，律师不关心事实，只想要赢钱，他们牙尖嘴利，满嘴谎话。所以对西方人而言， 500个处于律师这个可憎行业的成员死在海底，对世界正义与社会秩序的转变当然是个好的开始。

本文摘自《医生的告别——一位器官移植医师的沉思录》，中资海派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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