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郭沫若的浅交厚谊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令人崇敬的巨匠。他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浅交厚谊”四个字概括：说是“浅交”，因为他俩在生前“未谋一面”；说是“厚谊”，因为他俩革命大方向始终一致，又彼此时刻关心着对方。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鲁迅是其实际领导；同年7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郭沫若是其领导。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革命文学社团之间在理论上有分歧，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甚至还互相攻击，实为遗憾。

中共中央一直关心鲁迅，指示左翼文艺界要尊重团结鲁迅。

早在1927年11月，创造社的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奉党的指示，受郭沫若之托，为了消除彼此的误会、分歧，建立两个革命文学社团之间的友谊合作，曾两次专访鲁迅先生，商谈合作大计。1927年12月，双方同意恢复《创造周报》，以鲁迅、郭沫若为共同发起人，编辑委员是成仿吾、郑伯奇、段可情、王独清。后来，由于后期创造社人的宗派主义情绪，协议未能实现，令人惋惜。

段可情是达县亭子镇人，留学苏联回国即赴上海参加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川北大学校长，川北行署撤销后调成都任四川师院（今川师大）筹建委员会主任，后又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文联副主席。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严重，体质每况愈下，此时又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文研会的观点）和“国防文学”（创造社观点）的口号之争。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不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最终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是错误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得知郭沫若的态度后，于1936年8月上旬，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称：“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当郭沫若读到鲁迅这封长信后，深感愧疚，对鲁迅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写成《蒐苗的检阅》，向鲁迅表示歉意地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正是在鲁迅逝世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郭沫若从内心深处与鲁迅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与共识，完成了千里之外的神交与默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礼及追悼会，肃穆隆重，规模空前，成为当年中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

紧接着在日本，也举办了一场有着特别意义的鲁迅追悼会，地点在日华学会。参加者非常踊跃，日方到会者有著名文学家佐藤春夫及记者多人；郭沫若以及留东学术团体及个人到会者，总数达七百余人。佐藤春夫先生沉痛地说：“我是鲁迅先生的弟子。”

郭沫若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讲：“今天在国外纪念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是最悲痛的一件事。我和鲁迅先生未曾见过一面，但对他个人了解却是很深。刚才佐藤先生说，他是鲁迅先生的弟子，未免太客气了。以佐藤先生那样有地位的作家，也说是鲁迅先生的弟子，那么我应该是弟子的弟子了，现在我是以徒孙的资格来参加追悼会。鲁迅先生的死，就如刚才佐藤先生所说的，不但是中国的损失、东方的损失，而且是世界的损失。他的死是很值得哀痛的，尤其是死在大众被压迫的时候。为什么他值得我们这样敬仰？就是刚才一位朋友报告的，他在思想、文学、生活里面都有一贯不妥协的精神！现在他虽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一贯不屈服的彻底的精神，是永远没有死！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精神。鲁迅先生死了，但是我们有很多青年，每个青年都须得准备做第二个鲁迅。”

当晚，郭沫若就写成《民族的杰作——悼念鲁迅先生》一文，称鲁迅是“中华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

□刘家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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