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不改影响收入？农民工讲好普通话也是一种硬实力

□本报综合

编者按：“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常年在外地打工的朋友一定会对这句话深有感触。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普通话的水平与农民工的收入其实是有正向影响的,如果乡音过重,工资也相对较低。不仅如此,普通话的熟练程度,也会影响到农民工的维权效果和城镇化进程。本期《关爱农民工》让我们一起关注——

中国地域辽阔,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各种语言和口音天差地别,虽说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方言体系,但是放到全国的范围内,只有普通话才算得上是通用语言。

普通话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力,近日,一项调查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会随着其普通话能力的提升而提升。不仅如此,普通话的使用程度以及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民工正当权益维护以及农民工城镇化进程。

A、语言不通外出打工常碰壁

“啥?每天都洗脸啊!”在河南郑州博物馆工地上,新来了一名川籍农民工李兴栋,听说工地进行实名制管理,进入施工现场要刷脸打卡,他脱口而出闹了个笑话。“我刚来,啥都不懂,问个路别人都听不懂,更别提生活习惯,全都不适应”。

地处湖北武汉的襄阳大厦建设工地上,四川籍农民工目前是施工主体。来自四川农村、杂工队伍领头的老夏和小夏是父子俩,老夏50岁左右,负责管工人；小夏30岁左右,上过大学,负责与项目部对接。一天中午,项目部大门口突然聚集了十几个农民工,激动地大声嚷嚷,项目后勤和工长赶紧过去问是怎么回事,可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全都讲方言,除了零零星星地能够听出“不得行”“铺盖”“哄人”等字眼,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知道是老夏的队伍,项目部赶紧给他打电话,并把工人安排到会议室安抚。十几分钟后老夏赶来,依然一口方言,与此前相比,项目部仅仅能听懂事关宿舍,但仍然不明就里。大学毕业的小夏赶来了,“翻译”方言才知道,是工人们因为私改宿舍电线,被安全检查的人没收了小电器。双方语言不通产生误会,最终导致农民工情绪激动地来讨要“说法”。事后,小夏对老夏说,“这么点小问题就差点搞得工人闹事,现在说好普通话才能打好工。”

因为语言不通而产生误会或求职碰壁的事情,在农民工身上并不少见。湖北咸宁“中建·咸宁之星”建筑工地上47岁的帮工徐新付,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去大城市赚钱养家,可来自咸宁咸安区横沟镇的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一口方言让人不知所云,多次应聘都被拒绝,只能回到老家谋生。

外出碰壁的他明白了普通话的重要性,工作之余跟着身边的人学习普通话发音,经过五六年“打磨”,他的普通话水平终于相比过去有了大幅度提升,用他的话说,“和人交流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普通话学会了,找工作再也不担心别人听不懂了,他的待遇也从刚开始的每月1000多元提高到后来的2000多元。

在湖北省科技馆新馆建设工地上,46岁的砌体工刘国强是位朗诵达人,去年8月项目上举办的工友朗诵比赛中,他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听着他顺溜的普通话,观众丝毫察觉不到他老家孝感的口音。不过,他曾经也是靠着一口乡音走南闯北的,尴尬的是,当时不会说普通话,打工经常碰壁,家乡话别人听不懂,甚至出现过因为沟通错误而干错活的情况,直到跟着电视、广播慢慢学会了普通话,外出打工沟通起来才顺畅了。

B、让普通话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通行证

如果说前些年,普通话只在城市范围内普及的话,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也都说起了流利的普通话,反倒是那些常年在外打拼的农民工朋友,大多还说着家乡话。而且长期以来,农民工都是普通话推广和使用最容易忽略的群体。这种现象不仅严重制约着农民工的沟通和交流,给工作带来很大不便。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与周围的语言环境有关。很多农民工虽然是在城市打工,可是周围打交道的还是一群相熟的老乡,口音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用方言沟通也没有障碍。农民工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自然没有机会学说普通话。二是年龄和学习能力也限制了农民工学习普通话。熟练学习一门语言需要耗费不少心力,而很多60后、70后的农民工一来年纪大了,口音也已经基本定型,学起普通话来本来就要比年轻人费劲不少,而且这些年过半百的农民工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也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所以不好改变口音。这个群体的人不仅文化水平较低,而且记忆力下降,再加上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体力劳动,比较辛苦,平时工作负担重,压力大,时间紧,没有多少时间去学习普通话,导致这一群体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对象。三是农民工对普通话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也缺乏学习的兴趣,社会上也缺乏这样的培训。据悉,按照很多农民工的思维模式,他们其实并不乐意说普通话,不仅说了几十年的家乡话,普通话在他们看来不仅学起来困难,说起来也蹩脚和不自在。如果回乡之后听见一些农村年轻人说普通话,农民工反而会认为他们在显摆而不高兴。

但事实证明不会使用普通话,在工作和交流中会处处受挫碰壁,严重影响着自身发展和利益提升。事实也证明,普通话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

近日,一项研究结果公布,数据表明,普通话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与普通话能力较低的农民工群体相比,普通话能力中等和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在工资水平上分别高出19.4%~21.0%和30.3%~34.94%。

日前,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程虹教授团队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会随着其普通话能力的提升而提升。

该研究以2015~2016年CEES数据为基础,从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中抽样13个(包括19个区县)进行调查,所调查的企业占广东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83%、劳动力总数的86%；从湖北省17个地级市中抽样13个(20个区县)调查,所调查的企业占湖北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93%、劳动力总数的90%。两省共回收有效企业问卷1120份、有效员工问卷11249份,不仅包含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项指标,也包括员工的各类信息。

分析发现,普通话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作技能,普通话能力高的市内农民工,工资回报率明显高于非本市且普通话能力较低的农民工。与普通话能力较低的农民工相比,普通话能力中等和较高的本市农民工的工资回报率为9.2%~18.2%。不仅如此,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程度以及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民工正当权益维护以及农民工城镇化进程。

同时,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与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普通话能力较高的农民工而言,其团队合作能力、交流能力和晋升竞争力均很强,这些因素可能是对农民工工资产生影响的主要渠道。

C、从三个方面提高普通话能力

对此,研究团队专家建议,从三个层面提高农民工普通话能力:

1.从政府层面,通过政策努力提高农民工对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同时减少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就业差别,在健全公共产品与服务质量的过程中,渗透提高普通话能力是有效沟通的基础这一观点。

2.从教育层面,加强在校学生尤其是农村青少年学生的普通话能力培养,重视普通话能力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乡村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教育,让普通话成为校园内的主流语言,确保农村学生从小熟练掌握普通话,为未来融入城市,提升城镇化水平,打下语言基础。

3.从企业层面,应大力开展在职培训和日常人员管理,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农民工的普通话能力,加强他们干中学的能力。加强进城农民工普通话教育和培训,比如可以在城市开展普通话免费公开课,吸引农民工参与,可以以企业为单位,利用农民工夜校等形式,在企业和工地开展普通话教育,让普通话培训进企业进工地。比如,可以在薪资待遇和职业前景设计等方面对使用普通话的农民工进行倾斜,引导和激发农民工自觉注重普通话学习。

D、语言扶贫需要综合施策

我国现有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在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农民工群体也大多来自这些地区。那里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差,必需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无论是就贫困人口个人而言,还是就贫困地区整体来说,都存在着一些与语言能力相关的制约发展的问题。贫困人口普通话能力差,走出去就业和与外地人开展经济文化等交往就是一大问题。有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西部和东部的普通话普及率相差20个百分点,大城市普及率超过90%,而许多农村和民族地区只有40%左右,贫困地区则更低,可见这方面的问题还相当突出。

贫困人口语言能力差,又导致观念落后和自信心及自强精神不足,形成非常明显的心理负担。国外经济学家(Haushofer和Fehr)曾对贫困内因进行研究,发现贫困会深刻地影响人的情感状态和生活压力。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不强会限制贫困人口的见识和眼界,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信心和能力改变现状,惧怕风险,听天由命,这反过来又会加重他们的素质和能力的弱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贫困人口的语言能力差,导致地区整体文化和观念落后、人力资源水平低,因而地区内生力和向外发展力不足。既无法实现自力更生和自我发展,也难以实现与外部的有利贸易及资源、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引入和输出。

以上这些导致贫困的问题,需要通过语言扶贫来加以克服和解决。

语言扶贫是一项从根本上治贫的系统性工作。针对贫困人口的语言问题,我们主张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入手,为贫困地区和其他贫困人口提供语言知识、语言技术、语言学术、语言工具、语言产品等服务,开展全方位的、形式多样的语言扶贫。

首先,加强语言教育和培训,提升贫困人口语言能力。根据贫困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当地中小学强化语言素质教育和语言能力的提升,下功夫培养学生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多语能力。同时加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和外语教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语言素养和语言教学能力。此外,还可开展贫困人口的业余语言文化培训,同时也要对扶贫干部进行当地语言(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文化培训,提高他们对当地语言文化的认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努力把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推广和扶贫干部学说当地话结合起来,搭建扶贫的语言桥梁。

其次,开发贫困地区语言文化资源。组织语言扶贫队伍,开展语言文化讲学、调查发掘贫困地区语言文化资源、协助地方开展语言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规划设计及实施。有计划地进行贫困地区语言文化资源的整理、整合、转化和利用,开发贫困地区语言文化产业以及人文旅游,推动贫困地区语言文化资源的可持续性价值转换,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同时,编写适合当地学校使用的“校本”教材,增强贫困地区学生的地方语言文化自信(扶志)、培养学生发掘和利用地方语言文化资源的能力(扶智),为当地培养将来可以利用的语言文化人才。

再次,建立长效的语言扶贫志愿者服务制度。建立相对稳定的语言扶贫志愿者制度和服务团,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开展到村、到户、到人的跟踪滚动式语言志愿者服务,提高语言扶贫的精准性。同时,依托高校创办大学生在线语言服务平台,把面对面服务和远程在线服务相结合,形成立体长效的语言志愿者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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