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二叔李道溥 晚清四川总督的新政助手

晚清四川总督的新政助手 李道溥

李氏四人负笈东瀛。

请调李道溥回川奏折。

壶道人盛光伟刻“律师李道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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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墨文/图一 游学东瀛 法政速成科五期毕业

2008年，笔者到台湾出差，查到一条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奏折，清末四川总督赵尔巽在宣统元年的一份人事奏折中说“李道溥前往日本游学入明治大学法科专门部肄业”，这份奏折随即被朝廷恩准。2009年，笔者又找到一份关于民国初年四川法政学校资料。资料显示，教师档案中记录李道溥于“日本法政大学专门法科毕业”。因为四川法政学校档案应该源于李道溥本人的登记记录，应该最为可信。

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三种说法，扑朔迷离。因为在日本的“发小”朱鸣兄鼎力相助，得其在日友人与三所大学都进行了查询。在早稻田与明治两大学档案中均未发现李道溥的学籍记录；在法政大学中查到了李道溥是法政速成科第五期（光绪三十四年，即明治四十一年）卒业生。

说到法政速成科，则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十九世纪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学子开始走出国门。最初到日本的留学生学习普通科的较多，专门学习法政的较少，而清末新政实施恰恰最需要这方面人才。为此清驻日公使杨枢和他的前任汪大燮向慈禧太后上奏，建议在东京建立一所速成法政学院，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当时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的支持，得以实现，于1904年在法政大学“为中国人士新设一法政速成科，专授法律、政治、经济学。从此日华学生相集于一堂，互相勉学，诚盛事也。”

当时中国学生在日本各大学学习法律、政治、经济的人也有一些，但“以华语通译教授法律、政治等学科者，则又唯法政大学一校而已”。其教学主旨是“本大学之法政速成科以教授清国现代应用必要之学科速成法律行政理财外交之有用人才为目的”。法政速成科前后总共五期，毕业逾千人。

法政速成科第五期更是来历非凡，故事传奇。1901年，清廷实行新政后，废除科举制度有个过程，1902年首先废了翰林院。光绪皇帝上谕，自次年起，凡新科进士之授职翰林、中书、部曹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肄业。1903年正月，京师大学堂专门成立进士馆。1904年4月进士馆正式开办，计收癸卯科进士八十余名，隔年再收甲辰科进士三十余名，计划肄业三年。由于1905年废科举，故进士馆只此二班。1906年，学部奏請：除癸卯进士毕业期近仍留馆肄习，俟毕业后再行派遣出洋游历外，所有甲辰科进士现在馆肄业之内班（翰林等住馆生），均送入法政大学补修科，肄习一年毕业；其外班（六部曹仍在本部当差者）之分部各员有志游学者，分別选择送入法政大学速成科，一年半毕业。因有事故未经到馆之翰林、中书，拟由学部电咨各省，催取各员赶紧来京，与外班各员一体送入速成科肄业。遂有进士群体东渡之盛況，是为法政第五期。

有趣的是第五期入学进士人数中日双方记录不一样。是年八月初四日，学部致驻日大臣电文，开列甲辰进士内班进士馆学员（在馆两学期及以上），应入法政大学补修科者38人；内班（在馆仅一学期）、外班及未经到馆应入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五期者54人，凡92人。但若以当时法政大学方面的记载，进入补修科者37人，入读速成科第五期者58人，实为95人。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其《中国留学生史谈》一书里，从洋洋千余名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中列举了二十名成为了政界或学界领袖人物的“旷世奇才”，包括胡汉民、杨度、刘春霖、骆成骧等；还列举了二十五名“令人断指而叹”的“鸿儒硕彦”，李道溥名列其中。当然此书未必全面，法政速成科的著名人物绝不应该缺少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领袖。不过，李道溥是其中佼佼者之一，应无疑问。二 襄办新政 被赵尔巽看中调留四川

李道溥旅日学成后归国是在1908年。他先是来到京城，在朝廷里任度支部（原称户部）行走郎中，实际工作经“法部调派高等检察厅行走”。

宣统元年中期李道溥回川省亲时，被四川总督赵尔巽看中。于是赵写折子上奏朝廷调留李道溥回四川襄办新政。赵尔巽奏云：“再查川省应办新政甚多，本省各员曾经出洋游学毕业者尚属无几。兹查户支部行走郎中李道溥前往日本游学入明治大学法科专门部肄业回国，请假省亲来川。查该员学理深纯、品行端正，拟请留川办理各项新政，俾资臂助。如蒙俞允仍恳恩准敕部照章免扣资俸，以昭激励。除取具该员履历咨部查照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允行，该部知道，钦此。”这一奏折在清廷军机处的记录中为《川督（又）奏留郎中李道溥办理新政等片》，内容简述为“奏为度支部行走郎中李道溥回川省亲该员曾留学日本学有专长请准留用”。

这样在宣统年间，李道溥就成了川督赵尔巽办新政的一个重要助手。他在四川参与的新政主要有四项官方职责：审判庭筹备处参议；自治筹办处坐办；法政学堂教员；总督署会议厅审查科员。

关于这几项工作，现在都找不到更多的细节。只是赵尔巽评价他“办自治一事尤为勉尽义务，卓著成绩。该员才识明通、志虑纯正，于法学极有心得，实属方今有用之材”。

这时期周善培和樊起鸿在四川办劝业道和商会，樊起鸿设立宪政研究所，聘倪大章、李道溥、陶思曾为义务讲师，讲解当时清政府所颁的宪法草案。

宣统三年二月初四，赵尔巽奏请朝廷嘉奖李道溥。在这篇《奏请将调川度支部郎中李道溥量予恩施片》中，赵尔巽先是强调人才难得：“预备宪政，体大事繁，亟须得人相助为理，乃克集事。惟新进之士，或不免涉于偏岐；老成之材，又间有囿乎闻见。”然后借用成例：“查前内阁侍读张国淦，宣统二年经黑龙江抚臣周树模奏陈才具学行，请以道员留江补用，已蒙俞允”。最后奏道：“俯准将该员度支部郎中李道溥量加京秩，抑或以道员分省补用，以资任使而裨要政之处，出自逾格鸿慈。臣为办事需员、激励人才起见，用（勇）敢上陈。”朝廷朱批是“李道溥以道员用，该部知道，钦此。”。至此，李道溥从正五品郎中升为正四品道台。三 考取律师 边执教边开办法律事务所

当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随即武昌起义爆发。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根据巴金先生的描述，李道溥对此反应还是比较平静的。从此李道溥走上了完全的法律事务生涯。

1913年7月18日李道溥取得了司法部发出的第一五七七号律师证书（见司法总长梁启超颁发的部令，中华民国司法部布告第二十号）。

四川法政学堂在民国后改为四川法政学校，李道溥继续在那里执教，教授民法概论与民法继承。

洪宪时期，法政协会曾一度遭到严禁。民国五年十月，原法政协会四川支部职员余纯熙、钟俊、谢池春、李渊漠主持重新开设四川法政协会，并选举出李道溥为会长，足见其时李道溥在四川法律界的地位。

李道溥同时又自己开办法律事务所，成为当时成都赫赫有名的挂牌大律师。其事务所开在正通顺街李氏公馆内，他的三弟李道洋在事务所作文书，五弟李道沛有时也来帮忙做点文字工作，两个弟弟都写得一笔好字。据说李道溥的法庭辩论也很精彩。他长兄李道河的幼子李济生先生回忆“记得在大门外面墙壁上，原来还挂着一块绿色椭圆形、长约一米的大木牌，上书‘大律师李道溥事务所’字样。”。与此同时，成都南门指挥街有律师叶大丰开业，与北门李道溥（号华封）同享盛名，在民间素有“南北两峰（谐音）”之誉。

从现在看得到的资料上，李道溥在成都与当时的名流如吴虞、盛光炜（号壶道人）、方旭等都有交往。吴虞曾忿忿地把周择、徐炯等九人列为“小人之尤”。他在日记中写道：“刘（吉之）同孔保之、李华峰皆不以周择为然。”李道溥曾经与周择在法政学校（堂）同事，他对周究竟有何意见，现已不可考。一九一六年吴虞诗《秋水集》梓，他又在四月十一日日记中写下“……李华峰兄弟……诸人皆要余诗”。“李卜贤（即李尧枚，李道溥长兄李道河的长子）来见，欲求（盛）吉皆（壶道人从侄）为（李）华峰书五十寿屏，十二张也”。数日后又载：“函致华峰，为（盛）吉皆说项未得复”。壶道人还亲自为李道溥刻了一枚“律师李道溥印”章。李道溥五十寿辰，有贺词曰：川中自治规章，多出先生之手，……云云。四 鼓励包容 曾帮助巴金出川念书

巴金早年一直把李道溥当作“守旧派”，甚至把他写成《激流》中的高克明，还在文章中批评二叔把女儿嫁到有钱但是品德很坏的人家。巴金晚年反思则看到了二叔当年优点的另一面：不仅鼓励和帮助过巴金与三哥李尧林出川念书，而且早年在家教巴金和三哥语文时也用历史故事来教导他们要讲真话、要有骨气。并对于巴金在家中收发进步刊物，二叔客观上也采取了包容的态度。

李道溥先娶妻吴氏，无出。吴氏故后继娶妻室也姓吴，子女多早夭。后来幸存的子女多为继室吴氏故后再续弦的刘氏后来所出。李道溥擅长诗文，著有《箱根室集》，应已得梓印，惜未见流传。

民国乙丑冬月（一九二五年底或二六年初）李道溥在成都去世（《甲寅》），享年五十岁（虚岁）。吴虞在其日记写道“（乙丑）冬月二十五曰星期六（1926年）一月九号阴阅《甲寅》，……李华峰均死矣。”

不过他也没有完全被忘记。据回忆，当年的四川劝业道周善培老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上海向巴金先生问及李道溥的后人。

李道溥去世前把自己一家托付给长侄李尧枚（巴金的大哥），在李氏大家族分家后，其长房和二房两家人曾经长期生活在一起，直到抗战爆发民不聊生，才不得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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