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骡马市 民国纸铺兴盛一时

1987年修建、2003年被拆除的骡马市“未来号”天桥。

在中国学术史上，自古以来“蜀学”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民国时期，当新文化风起云涌之时，蜀学的“名分”从未动摇。那年月，川籍学者走向外面世界的虽不多，但却有自己的禀性，有他们值得骄傲的许多方面。以旧学来言，他们在群经诸子等朴学领域确实颇有整体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等旧学大家，读书广雅，博古通今，并不输给同时代的外省士林宿儒。

1936年，任鸿隽到四川大学任校长，甫抵即聘请刘大杰做中文系主任，结果很丢面子，因为刘先生做的那些旧诗，论水平比他的蜀中学生都要差一截，故而没过几个月，刘大杰呆不下去了，遂向任校长请辞。由此可见，蜀中文史人才怎生了得？

那年月，其实也不应苛求刘先生，他是新派人物，根本无法与川籍学人的旧学“华山论剑”。比如早年的廖平，后来的吴虞，两人都是现代中国的鸿儒。吴虞家住成都老北门，每天以研究古文字的释读这门冷学问为业，且硕果累累。他的故居位于北大门外的新都，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著书立说，发出蜀中学人的声音，被称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

吴虞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曾先后在成都大学、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与龚自珍、马君武一起，被柳亚子称为“诗界革命军之三人”。

我至今不解，那时的成都偏安一隅，城北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佳良，何以催生了这么多睿智的文人士者？

历史上的成都北门街巷里曾有过许多深宅大院，住过许多名人，例如晚清名臣丁宝桢，他于1876年自山东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任上，他做了两件特别的事：一是开发了名菜宫保鸡丁，二是创办了四川机器总局（四川机械局），推广洋务运动。他的故居在北门方正东街，那里曾有他的家族祠堂“丁公祠”。

辛亥革命英雄夏之时，曾担任过四川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他的妻子、民国女杰董竹君更是闻名遐迩，家住北门公馆。

成都报业鼻祖级人物，大实业家傅崇榘的故居在北门附近桂王桥北街石马巷。史料记载，他们就在皇城以北的几十条大小街巷里住过，彼时公馆林立，俨然一个官吏与士林聚落，好一派老成都的人文风光。

满清时期，满城北面的骡马市一带，乃是满汉商贾经营牲口的集市。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满人的迁徙，逐渐变为汉人的纸张及文房四宝流通之地，生意兴隆。正是有李劼人于1926年在乐山原蜀新碱厂旧址上创办的乐山嘉乐纸厂，钱子宁于1939年创办的宜宾中元纸厂等数十家省内纸业，才使抗战时期的新闻纸、钞票纸、打印纸、道林纸、电报盘纸、绘图纸等实现“四川造”，并在那十字路口开设店铺，解决了当时四川报纸印刷纸张大多靠进口的难题，从而大大降低了报纸的价格，使报纸得到了广泛普及。其中数吴氏家族的纸铺较大，还有鲁氏家族帮着营销，以期满足省内外的用纸需求。

笔者认识这两家后人，多次聆听口述，故而得知。1949年以后，那些纸铺纷纷易名“文具店”。直至上世纪80年代，骡马市那里的十字路口处，“未来号天桥”下尚有若干家书店、文具店开业。再往北不远，过“万福桥”，有四川省印刷厂，其前身为民国时期的印刷厂，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这就是老成都皇城以北的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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