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见字如面”的师生情 钱锺书与歌德专家杨武能

——钱锺书与歌德专家杨武能 钱锺书先生致﹃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研讨会的贺信。

杨武能译本《少年维特的烦恼》。

2002年6月2日，杨武能在柏林领取洪堡奖金。

1991年，杨武能与余光中合影于珠海。

2013年获得国际歌德研究领域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

□庞惊涛文/图

从四川大学退休后，杨武能先生退而不休，以西南交通大学首席专家和特聘教授的身份，牵头负责“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以发挥他作为歌德研究专家、文学翻译家的专业余热，对研究生给予学术指导。

几年前，老先生痛失老伴，两个女儿皆在德国工作和生活，从此孤独一生，在成都与北海之间候鸟般往还。2017年冬至，笔者前往北部湾拜访这位久闻大名的歌德专家，听他摆谈与钱锺书先生相识的过往。接近两个小时的访谈，老先生殊无倦色。这段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史，成了他译海一生最绚丽而动人的回忆。

壹

钱锺书的“鸡蛋论” 让他不敢造次登门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后第一个《少年维特的烦恼》译本的翻译者，杨武能在很多上世纪50至70年代生人中，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

2000年，杨武能荣获德国颁授的“国家功勋奖章”。2013年6月，国际歌德学会在德国举行了授奖仪式，把歌德金质奖章授予杨武能，这在中国德语界尚属首次。

杨武能在晚年开始散文创作，关于他和钱锺书先生交往的细节，即收在随笔集《圆梦初记》的《师恩难忘》一文中。尽管钱锺书不是杨武能的老师，但在杨武能心中，对钱锺书一直以师事之。在这篇文章中，杨武能说：在我的心目中，和光耀了我人生道路的业师冯至先生一样，钱锺书先生也是自己的一位恩师。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杨武能便对钱锺书的一些著作有过系统阅读。通过亡友林春山的藏书，杨武能反复阅读过《围城》《人·鬼·兽》《写在人生边上》和《谈艺录》。这些独具风采的作品，给他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钱先生就心仪已久。”

1978年，杨武能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主攻歌德研究。其时，钱锺书和夫人杨绛皆在社科院工作，杨武能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从事研究工作两年，和钱杨又增了一层“同事”的关系。

“钱先生那时候名气很大啊，我一个研究生怎么好贸然去拜访。”杨武能回忆说，他和钱杨二先生虽然都在社科院，但无缘与他们见面。钱先生用来拒绝普通访客的“鸡蛋论”，也让他生了却步之心。后来留校，和杨绛先生一样都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但杨绛先生上班不多，也很难有真正的接触。”

贰

因对歌德的研究 获钱锺书两次表扬

1981年，《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8万册很快售罄。1982年，杨武能和译林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霍夫曼志异小说》。这本可以和《聊斋志异》媲美的作品出版后，在国内受到了很大的关注。译林出版社社长兼首任总编辑李景端后来向杨武能转述说：“钱锺书先生很赞赏这本书，还说他知道你，说你很能干。”

“那时候，钱锺书和杨绛二位先生都是译林的编委，他看到这本书自在情理之中。”杨武能说，霍夫曼是一位很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手法为20世纪的现代派开了先河，对大仲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作家都有很大影响，这本书作为“破冰”式的出版物，对国内现代派的带动及其形成是有影响的，以钱锺书先生广博的学识和眼界，自然看出了这本书出版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但对钱锺书先生这样的表扬，杨武能并没有过多在意。“我心想钱先生多半是随口重复从社科院同事中听来的说法，或者甚至只是望‘名’生义罢了。”所以，杨武能最终还是秉持“不要去打扰钱先生”这个原则，将表扬作为他继续攀登更高学术山峰的动力。

《歌德与中国》一书初稿完成后，曾少量印刷并征求学术界的意见。“这个征求意见稿后来不知怎么就落到了钱先生手上。”杨武能回忆说，后来钱先生就托人给我带话：这本书写得不错。带话人还说：钱先生说他在北大的《国外文学》上有一篇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建议我不妨找来看看。

钱锺书先生所指《国外文学》上的这篇文章，是《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在这篇文章中，钱锺书先生引晚清外交家、曾任驻德公使的李凤苞《使德日记》中“诗伯果次”“著《完舍》书”云云，认定其日记是历来中国著作提起歌德的第一次。

杨武能在修改《歌德与中国》一书时，这篇文章对他的著作增色不少。在第五章《百年回眸：歌德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接受》中，他不仅全文引用了李凤苞在《使德日记》1878年11月29日中的记载，还解释了李凤苞如此“蹩脚”的翻译的原因：李凤苞只会英语，所以便把歌德、维特译成了“果次”“完舍”。

一先一后，钱锺书和杨武能因对歌德的研究而发生了文字上的牵连。两篇文字对照起来看，“歌德在中国的接受史”这样一个庄重的学术话题，由此便显得妙趣横生。杨武能在补充《歌德与中国》一书时，还不忘将钱氏充满幽默、但合乎情理的评论附录于后，足见其对钱锺书资料补充的“珍贵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而钱锺书在学术上的“乐于分享”和“乐于助人”，由此也可见一斑。

“这个带话人就是同为四川人的张隆溪先生。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很受钱先生赏识。这是钱先生第二次公开表扬我。”经由四川老乡张隆溪的居中牵线，钱锺书先生约定在1983年“五一”劳动节后在三里河寓所和杨武能见面。

叁

唯一一次见面 钱先生不客套无寒暄

1983年“五一”，杨武能前往三里河钱先生寓所，完成了期待已久的这次见面。

那天见面的情形一直留在了杨武能的记忆里，连当天钱锺书先生的穿着，都记忆如新：先生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身着蓝色中式便装，显得儒雅而又朴实。那时候他虽已年逾古稀，精神却异常健旺。

在钱锺书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厅里，杨绛先生以传统的待客之道，非常客气地给钱锺书和杨武能奉上了茶，然后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并不打扰两个人的谈话和交流。“杨先生的待客之道中，保持了中国传统的礼数，在进退、举止、言行上得体有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武能说：“我们的交谈在客厅里进行，照顾杨老饮食起居的管家一边为我们司茶，一边安装一个简易的搁物架。钉锤撞击的声浪下，杨老的声音听闻起来十分费力，我看向管家，但她丝毫没有意识到她的动作对我们构成了干扰。杨老也偶尔看过去，但终究没有发声制止。我一面感叹礼数不古，一面暗自赞叹杨老的涵养。”

杨武能回忆，钱的书房兼会客厅寒素、简朴，充满浓厚的学者风格。家具不多，最为醒目的是靠墙而立的一个矮书柜，书柜顶上摆放着一套德语原文的《歌德文集》，正是杨武能十分熟悉的汉堡版。自然，他们的话题便围绕“歌德与中国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

不客套，无寒暄，钱锺书先生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信手拈来的资料，让早已有耳闻的杨武能生平第一次得以现场体会。钱锺书关于翻译的观点，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已经谈到，但现场的谈话中，他仍然多次提及翻译的“化”境和“通感”，这对杨武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钱锺书本人及杨绛先生也搞翻译，两人的谈话自然有了学术和兴趣上的聚焦。“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钱锺书先生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指点，临别还特意走到右前方的书桌旁，给我写下了常安尔（瑞士学者、汉学家，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的法语老师）的德文名字（Tscharner），告诉我他曾是这位著名瑞士学者的学生，要我在挑选德文参考书时别忘了他老师的有关著作。”

肆

坚持“三不原则” 钱锺书谢绝蜀中之游

1983年开始，杨武能回到四川外语学院任教。直到1992年的十年间，他都和钱锺书先生保持着通信关系，每有成果出版，都会寄去请钱先生批评、指正。1985年，杨武能在四川外语学院牵头组织召开“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写信力邀钱先生参会，并趁机作蜀中之游。

遗憾的是，钱锺书先生并未参加此次会议，他回信写道：自己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多年来，这个“三不原则”没有为任何人破过例。自然，也不能因为你、因为蜀中一游而破了这个例。

杨武能并不罢休，又修书一封，力邀钱先生驾临。很快，钱先生又回信，并同时附上了一封给讨论会的贺信：“得信，盛情至诚，使我这个木强人也感动了。破例写了几句，遵命航寄。我提你的大名，因为‘冤有头，债有主’，表示我是为你破例，他人无此交情，不得援例，一笑。”

伍

体谅先生晚年抱病 断绝联系从此不打扰

1991年，钱锺书在写给杨武能的信中说：“贱躯数年前大病以来，衰疾相因，已成朽废，乃承远念，极为愧荷……杨绛亦多病，自然规律，逃避无方。唯望足下年事方强，著译日富耳。”和1980年代他那些意气风发的毛笔信件相比，能明显看到钱锺书已经力不能支，且字迹也显示出手指痉挛的迹象。

1992年6月3日，杨武能收到钱锺书先生最后一封信：“我衰病与年俱增，头脑不（很）便使用，万事懒散……附来计划，我怕阅览，即览亦不会动脑筋提出意见。务请原谅……我已久不见客，因一见比较生疏的人，便终夜失眠。现在最畏人过访。大驾来京时，万勿枉驾，也请勿来电话，因我闻电话铃声，辙心惊也。以兄过爱，故敢以苦衷相告……”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狠下决心，断绝与先生的一切联系，让他们得到所希望的安静休息，从此不再写信，不再寄书、寄贺卡，更别说打电话，因为我知道，钱先生和我认识的所有老前辈一样，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礼尚往来的美德，我实在不忍心看见他老人家再带病为我提笔！”杨武能平静的叙述里，充满了无尽的追思。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去世。杨武能写下了《师恩难忘》一文，回忆了自己和钱锺书这位一代鸿儒交往和通信的过程。文中，他如是评价钱锺书：“在待人接物方面，世人津津乐道和传媒大肆渲染的，多是一个恃才傲物、冷面示人的钱锺书——先生年少气盛时也许确实可称狂狷孤傲，却不知他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也有一颗火热的、感情丰富的心，这颗心中饱藏深蕴着对于国家民族、对于事业、对于师友、对于后生学子无比赤诚的爱！”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杨武能先生从事翻译已经接近一个甲子。成败得失，是非功过，于一个耄耋老者而言，早已是过眼云烟。余下来的时间里，唯一要紧的就是整理、订正和出版这些学术成果，以嘉惠后人。

谈到对翻译的看法，他认为，翻译实际是一种媒介学，对不同语类之间的人的文化、思想、情感等的交流和交往贡献巨大。“没有翻译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要鼓励年轻一辈的译者大胆地出来翻译，好与坏是一回事，重要的是要肯定和嘉许这种‘不畏权威’‘无视权威’的精神。”

临别，和老先生合影。端容，正姿，过尽千帆的老先生静若处子，视若寻常，镜头前，他呈现给了自己、也给了观者，一个淡淡的微笑，这微笑里，或许藏着谜一般猜不透心藴的“钱氏”微笑的神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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