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 刘福春为中国百年新诗修﹃家谱﹄

刘福春为中国百年新诗修﹃家谱﹄ 刘福春与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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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春的藏品丰富而珍贵。但必须强调的是，他并不是一个为了囤积居奇的“收藏癖”。“这些藏品在市场上，估值是不低的，但绝对不 能 拿 去卖。因为这些都是有学术研究意义，是无价的。”他收藏的目的是研究。“我的收藏与兴趣和工作有关。兴趣主要是对诗的兴趣，工作就是我一直从事的新诗研究。”

2013年，刘福春以一己之力，撰写出近三百万字的《中国新诗编年史》。这是一部贯穿 自 1918年 至 2000年间近一百年的新诗历史。“其中95%以上的内容，都是由我搜集的一手资料。”刘福春的新诗编年史将现当代部分予以贯通，且规模之庞大，被谢冕评价为是“一部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中国新诗史。这部学术巨著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中国新诗史料工作的新高度，而且标志着新诗百年历史研究的新高度 。 ”

刘福春对新诗所做出的贡献，让谢冕赞赏有加，“对我们的启示不但是在学术的层面，而且是在人生和事业的层面。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以毕生之力勇往直前、坚持始终。他是真正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以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

研究发现

中国首本新诗集是《新诗集》

从2015年开始，刘福春与著名学者、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合作，共同主编《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新诗旧集影印丛编》。他们计划编收从新诗诞生到1949年12月前出版的新诗集，按诗集出版时间分批影印出版。目前已经出版到第2辑。

截至目前，刘福春参与编撰的新诗研究著作已达20余本。比如刘福春与杨匡汉一起合编出版的《中国现代诗论》和《西方现代诗论》，他本人在中国线装书局影印线装出版了《新诗名家手稿》，发行200册，成为诗界的稀世珍藏。他还编写过《中国新诗图文史》，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新诗编年史。从2017年他又开始主编《新诗书刊集成》，计划重排集录1920年1月至1949年12月出版的新诗集、诗刊、诗论集等文献，约2000种。2020年恰逢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出版百年，刘福春准备届时再版《中国新诗书刊总目》。

刘福春的工作是在为新诗的一百年“写日记”，但他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有着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比如关于中国第一本新诗集的问题，习惯的说法，大都以为是胡适的《尝试集》，但刘福春研究发现，其实《尝试集》之前还有一部，这就是新诗集编辑部编纂的《新诗集》（第一编）。《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新诗集》是1920年1月。此成果虽然发表，但它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出版的一些教材，仍袭用旧说。

储存困难

书满为患曾让家人“受伤”

很多年前，刘福春的部分藏品在北京的朝阳文化馆举办过一次个人收藏展览，题目叫作“诗歌的油印时代”。这个名字让川大文新学院院长、著名学者李怡很感慨，“在新时期前后，很多的诗歌刊物是通过刻版、油印的方式在传播。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如果要梳理，新诗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会说，是通过一个油印的方式走过来的。”

虽然刘福春收藏的藏品很有价值，但是长期以来，除了他自己研究，整体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据与刘福春有多年交情，非常了解情况的李怡透露，首先就是储存困难。“这些藏品此前主要是放在刘福春的家中，但是他家里的储存空间非常有限。80多平米的住房面积，从进门开始，过道、客厅、卧室，甚至厨房的外面，全是这些藏品。人走路都侧着身子走。孩子的床一半是用书垫起来的。由于四面八方都是书，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被书‘伤害\’的经历。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堆在地上的书绊倒人。夏天，穿短裤的时候，被锋利的书页所划伤。总之就是，以牺牲自己生活空间为代价来为中国新诗收藏做贡献。更关键的是，堆积在家中，无法展开有效的研究利用。因为书叠书，查找严重不便。”

除了文献不能很好地展示，李怡说，“更重要的一点，受社科院招生制度的限制，好多事情都是刘老师一个人在‘单打独斗\’。广泛的史料收集整理，还是需要团队的共同努力。”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 杨谨烛张耀尹摄影王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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