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芹先生与稿酬

□徐建成（成都）

有稿酬制度以来，稿酬与作者的关系，大体说得上是如影随形。而作者写作是否就是为了稿酬，却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因此，我想到了已故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周克芹先生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在周先生成名之后，有企业老板托人请先生为其写报告文学，树碑立传，开价稿酬为数万元。克芹先生其时由农民作者转为国家正编干部不几年，工资收入和写纯文学作品的稿酬加上奖金也并不多，在四川省作协的工作人员中，他算是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之一。按说，这几万元的稿酬完全可以让他由温饱进入“小康”，按常理，他定会欣然接下这个写稿的“业务”，但不料先生却婉拒了。其理由大致是：我写惯了小说，写不来写不好这种东西。那时的克芹先生，已不是当年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农村业余作者，已无衣食之累，根本用不着为了几万块钱而浪费自己的才华和光阴，去写自已不熟悉的东西，因而影响了或中断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不懈探索。

发生此前约十年的另一个故事，是克芹先生还是农民业余作者时，每次到省作协改稿，他都要很麻烦地背米到乡镇粮站换成粮票，然后才能交粮票到作协换成改稿期间吃饭的饭票。时常家无隔夜粮的克芹终于鼓起勇气对作协领导说：能不能调我来专门写稿，我不要工资，只要发饭票给我就行了。克芹此时谈到的饭票也就是在取消稿酬（那时全中国只有一位最伟大的作家有稿酬，那就是毛主席）的特殊年代所能要求的特殊稿酬。写稿是他的精神追求，同时也是他当时很重要的生存之道，起码是一条生存的“辅道”。

我们这些建国前后出生的作者，虽大都没有达到克芹先生所达到的成就，但大都有过与克芹相类似的通过写稿得到部分“饭票”的经历。所以，对我们而言，稿酬曾经很重要，而现在已经如同克芹先生调到省作协工作时一样变得不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因为更重要的依据是眼下写东西的我们已经不担心“吃了上顿无下顿”了。所以稿酬的多与少对于我们而言，只是第二位第三位的问题，而不再是与写稿几乎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的事情了。

前几天，与一些作者朋友谈及稿酬问题，由此而想到了周克芹先生的这两个小故事。假如克芹先生在吃饭都很困难时，有老板（自然当时还不可能有老板这个阶层）请他写报告文学，答应管饭并且有回锅肉下饭，相信他会勉为其难地答应为其写传的。这种假设绝不是对克芹先生不敬，而是有鲁迅先生的经典语录为依据的，这就是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如今我们这些作者，大多已经解决了生存和温饱的问题，所以写稿的本质就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能得到或多或少的稿酬，物资与精神都得到了实惠，天下还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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