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小城》：乡村叙事拓展的意义

□刘火

贺享雍，作为沙汀、李劼人、周克芹等杰出作家的四川乡村图景书写的传人，其乡村图景书写的野心，不输前辈。“乡村志”系列计划十部长篇，至《大城小城》，已经是第九部。

乡村图景书写，是四川小说的优秀传统，也是四川小说版图里的重镇。贺享雍是这一重镇的得力建设者。贺享雍“乡村志”系列以及之前的《苍凉后土》乡村叙事小说等，都继承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写作到现在，一直把自己的叙事对象和写作方向放在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乡村，贺享雍可能是当代作家中独一无二的，至少是乡材叙事作家群中极为罕见的作家。从成名作《苍凉后土》（1996）到“乡村志”乡列第一部《土地之痒》（2013）再到“乡村志”乡列第八部《盛世小民》（2017），作家所关注的所倾心的所思考的，都是作家生活的原乡，即那张只有邮票般大小的贺家湾。到了《大城小城》，作家一改“初衷”，小说的“现场”基本不在乡村而在如小说所名的“大城”与“小城”之中。作家“乡村志”的第九部《大城小城》的“现场”与“在场”都放在了城市。也就是说，《大城小城》把视角从原来的、纯粹的乡村图景，“转场”到了与乡村紧相联的“大城”（市里或省城）与“小城”（县城或乡镇）。对于作家来讲，这是极富挑战的写作行为。把原本熟悉的乡村带向陌生的城市，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胆识。或许，这就是小说家面对乡村叙事可能遭遇瓶颈时的一次勇敢而大胆地尝试。从“乡村志”系列来看，小说具有系列的文本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乡村志”中的每部小说，都是独立的文本。在《大城小城》中，小说家，有意地把自己的视角和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不是乡村再没有叙事的欲望，而是乡村叙事有了新的空间和坐标。于此，无论对于作家本人还是对于接受“乡村志”系列的阅读，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美学价值的新指向。

中国的乡村现实其实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这里涉及乡村的一整套社会系统、价值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建构。就《大城与小城》来看，当乡村不可更改的历史到来时，乡村原有的社会、价值及文化将走向何处？这便是《大城小城》将乡村的“在场”引向城市“在场”的缘由——一个极具挑战但却极有意义的“转场”。

许多小城，以及大城市的周边，原来就是乡村的一部分。由于城市化，这些原来的乡村、田畴、庄稼，以及曾经祖祖辈辈的农人，早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特别是小说中贺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在《大城小城》里，城乡的冲突不再是小说的重心。小说的重心转场到了城市，或者说原来乡村的冲突，演变成了老年、中年和青年的冲突，演变成大城与小城的冲突、甚至演变到生与死的冲突。这一支点与关节，生动地呈现了当下原乡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现状，以及农人“转场”城市的心性现状。

《大城小城》里营造的这种乡村景象，也许与小说中贺世龙一样是迫于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是对于作家贺享雍来说，显然是一种无意识中的有意为之。作家敏锐地发现、同时又生动地呈现了乡村与城市两者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城乡的地理结构，而且逐渐地弥合城乡之间的鸿沟与隙缝。这一改变和弥合，一样地改变了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农人的心态与心境，当然也激发了这一群从乡村走向城市人的志向和性格。从这一点上看，《大城小城》在“乡村志”系列里，有着不一样的文本地位和美学价值。走进城市的农人，原乡的所有都值得留恋吗，或者说原乡的所有都会丢弃吗？贺享雍是小说家，小说家的责任只是呈现这一切，而且呈现一种他人没有发现或者忽视的这一切。譬如围绕在“老孃子”的死亡与“老孃子”葬礼、“老几几”贺世龙进城的无着、贺家二代与三代因宗法意识和宗法结构保持着联系……不仅如此，这些以“反作力”的方式影响着城市（也有可能由此改变了城市的面相）。从乡村的“在场”到城市的“在场”的转场，作家贺享雍试图建构另一部乡村图志，衍生了的、扩大了的乡村图志。这是乡村叙事的拓展，或者乡村叙事的另外一层意义的衍生和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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