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1日,我背着母亲做的花布书包,牵着母亲的手,踏进了校门,成为了五年一贯制(当时全省的重点学校重点班,那时的小学生都读六年书,我们读五年)班级的一名小学生。
班主任谢老师从母亲的手中把我接过来,把我安置在教室前排的座位上。
谢老师漂亮,皮肤白,眼睛亮,一对长长的黑油油毛根辫子,辫子上面一边一个白绸子蝴蝶结,人一走动,辫子一甩,那白色蝴蝶结,就像要飞舞上天似的,上下左右,煞是好看。
我们的读书生活是在谢老师温柔好听的普通话声音里开始的。
五年一贯制的重点班,在学校里是第一回开班,在全国也是首开先河。我们的书本与别的班不一样,我们的老师也是最厉害最有本领的。谢老师的厉害,并非声色严厉,她的一颦一笑,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手势,都有威信,都有魅力,让我们四十五个没有戴过笼头的野马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在课堂上乖乖地听她呼风唤雨,指东打西。
在她耐心的教育下,我们坐,有了坐相;站,有了站姿。写字用铅笔,谢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每天回家要削好三支。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有刨笔刀,都是自己用铁皮小刀把铅笔削好。她每天在大家进教室的时候都要检查,发现哪个同学没有按照要求削铅笔,第一,不准进教室;第二,削好铅笔再进来。每次上课,她要把同学中写字写得好的本子,让大家传阅,还贴在教室后面的班务园地,供大家观摩。有鬼画桃符的调皮生,她总是站在那调皮生的桌子前面,耐心地一笔一划纠正。一段时间后,我们班的总体成绩,在四川省同类型班级中名列前茅。
一学期结束放寒假,母亲说我的头发像几根癞毛立在头上,她听了朋友介绍的民间土方,把我的头发剃光,每天在头皮上用老生姜涂擦,希望在新学期到来的时候,我的头上能够长出乌黑闪亮的好头发。但是,我的头皮实在是不争气,开学了,头发根本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成为一条乌溜溜的毛根辫子。没有办法,学校是一定要去的,头上由母亲用一条红蓝方格子的羊毛方围巾给我围上,遮遮掩掩上学堂。
上了几天课后,调皮的男同学肯定发现了我头上顶着花围巾的端倪。一天刚下课,谢老师出了教室门,三五个男生围了上来,不知道谁的手,飞快在我头上一抹,我的花围巾落在了地上,一颗冒着稀稀拉拉头发的秃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男生们拍掌大笑,边笑边唱:“秃老瓢,光光光,原来是个女娃头。”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知道该先捂头还是先捂脸,心里着急,嚎啕大哭起来。
谢老师并没有走多远,听见哭声,她马上小跑步回了教室。看见男生们又跳又笑又唱,看见我坐在地上眼泪鼻涕哭得伤心。她正了脸色,对男生们喝斥:是哪个这么无聊?尽欺负女同学!男生们见了谢老师,“哄”的一下做了鸟兽散。谢老师把我从地上搀起来,花围巾捡起来,用手弹去上面的尘土,方围巾一对折,给我细心围在了头上:“还是挺好看的嘛,像苏联小朋友娜塔莎。”我听了谢老师的话,“噗嗤”一声,破涕为笑。
当天晚上,谢老师到我家做家访。她带了今天捣乱的男同学上门给我道歉。本来,我在家里,为了自己在学校的丢人现眼,正在与母亲哭闹,说自己坚决不去学校上课了。有了谢老师登门拜访,给我讲道理要我学会坚强,有了男生的道歉,学校,自然是要去上的了。
我的启蒙先生谢老师,带给我做人的信心,让我从小学会了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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