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文心追踪迹 还原一段晚清西南史

蒋蓝在冬季九寨。

蒋蓝。

扫码上封面新闻看视频，听蒋蓝讲行走巴蜀大地的“踪迹史”。

常见的历史文学作品，多是故事、评价为主。唯独四川作家蒋蓝，多年来对“踪迹”二字紧盯不放。在他看来，一个历史人物的行踪所涉及的自然，人文、地理以及与之相交错的人际兴衰、风物枯荣，形成一张互相牵扯，繁复斑驳的时间之网。在这张网里，可以捞到很多东西，比如没有矫饰的事实。有一天，他在这张网里，看到了石达开，正在成都春熙路科甲巷被处于凌迟酷刑，进而看到了石达开的政治敌手—四川总督骆秉章和四川提督唐友耕，在晚清杀人不眨眼。

唐友耕的发迹史 映照四川官场史

对踪迹的寻觅追寻，并不容易。蒋蓝的追寻不只是故纸堆上拿起放大镜，而更多的是驾车、徒步，去实地寻觅。从石达开的死地开始，蒋蓝千里追索到石达开在四川一路败退。由石达开的败退踪迹，映照出唐友耕的发迹踪迹。再由唐友耕的发迹踪迹映照出李蓝大军、骆秉章、王闿运、丁宝桢等历史人物的踪迹。而且他不光追逐实地的踪迹，还追逐人心的轨迹。他想知道石达开的内心，唐友耕的内心，王闿运的内心。当这些沾染着关键信息的人物内心被逐一打开，被遮蔽的一些东西，就会被擦亮。

2018年夏，蒋蓝最新的随笔作品《踪迹史》出版。在这套分为上下两册的厚书中，蒋蓝围绕着天平天国首领翼王石达开在四川成都闹市被凌迟的鲜血淋漓的身体，以石达开的敌手——清代四川提督唐友耕的升迁为线索，展开了对晚清四川官场生态的视察、想象与还原。《踪迹史》的副标题是“唐友耕与石达开、丁宝桢、骆秉章、王闿运等交错的晚清西南”。从书本和田野两个进路，蒋蓝追索唐友耕的踪迹，带出1850-1900年间的四川官场史、军事史、民俗史、植物史、道路史、城建史乃至风化史。

精打细锤拓展延绵“聒噪美学的典范”

蒋蓝痴爱动物，尤喜豹。他自己身材魁梧，嗅觉敏锐，寻丝觅踪，有攻击力但隐而不发。他大概是从豹身上，看到了自己，并寄托了某些什么东西。通读《踪迹史》可以明显感受到，蒋蓝的写作细密繁复，浓墨重彩，活像一只扑面而来的火豹。以至于评论家认为，这是来自四川自贡的蒋蓝，少年时代倾情街头斗殴的荷尔蒙因阅读的影响完全泼洒至话语之中，转换为聒噪不休的文本和难以停顿的书写。文本成为蒋蓝施展拳脚的最佳场所。他精打细锤，拓展延绵，一如江湖奔流，滔滔千里。而这种繁复的风格，堪称“聒噪美学的典范”。

聒噪的火豹并不缺乏柔软的内心。蒋蓝对翼王石达开有着英雄相惜的敬与爱。石达开的睿智、谨慎、英雄主义以及反叛者姿态，是蒋蓝要致敬的美德。蒋蓝曾经在多篇文章中，对石达开失败后遭遇凌迟酷刑，进行疼痛式的描写，令人感到发抖，从中闻到历史的残酷血腥气味。蒋蓝对石达开的缅怀，有一种豹物伤其类的痛楚。

填补蜀地的空隙 掀开遮蔽的角落

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凡是有思考力和知识爱好兴趣的，都对历史有一种或深或浅的渴求。身为一位专业学界外的历史爱好者，作家蒋蓝以一己之力，试图填补蜀地的一些空隙，掀开被遮蔽的角落，试图接通折断的脉管，打捞被人忘记的人物，并用非虚构文学的文本形式，给社会输出一种历史见识。而且，像蒋蓝这样的作家，讲述面向大众的历史，让历史的气息延请出象牙塔，能惠及广大的一般知识读者，令人敬佩。

这么多年，蒋蓝开车在蜀地遍地寻踪觅迹，不只是获取表面的风景，还探测出深度的况味。当他去寻找石达开踪迹时到了某地，看到“两寨面目全非，遗迹几不能复辨。仅有祠堂山门一壁有迹可循，但也摇摇欲坠。看来，这曾名噪一时的曾家两寨，已不复存了。”蒋蓝写道，“来得轻松活，去得很快当。也许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吧。”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张耀尹对话蒋蓝“细节是我们铭记历史往昔的钥匙”

作为一名历史的强烈爱好并躬身探究者，蒋蓝秉承“向山川与民众求智”的信条，在书本与大地之间，上下求索，东奔西走。他的历史敏感性、想象力特别强。这种想象力，跟幻想小说的想象力不是一回事，而是一种碎片弥合、还原、对照能力。他能在自己的血液里感受到古人：“我们都是古人，古人的性情，古人的恩爱情仇一直活在我们的血液里。”正因此，在历史的残酷中，他下笔有呻吟，疼痛。在时间的深处，在踪迹的现场，他闻到智慧的馨香，又手舞足蹈，“如见故人，如见自己。”

近些年，蒋蓝的历史随笔、非虚构写作，在文学圈格外触目。他把散文或者随笔拿在手里，进行了重新“装修改造”，将历史倾注进散文里，让文学遭遇史学，再用诗学给予呈现。在《踪迹史》中，蒋蓝一如既往地发挥他的综合本领，动用了他诗学、哲学、史学、地志学的积累，采用散文、小说、诗歌、议论文等多种方式，试图在纸上逼近、还原、呈现往日图景。在他内心，有着怎样的踪迹？

追踪唐友耕 重现晚清四川图景

封面新闻：《踪迹史》选择唐友耕这个人物为中心来进行创作，内在原因是什么？

蒋蓝：古人云：“一路脚迹进，一路脚迹出”。唐友耕的踪迹把我引向了晚清时节的滇北、巴山蜀水的山野。一个没有被历史的手电筒照亮的人，未必就是庸碌之辈。我将他从梦田里拉出来，我也许就成了他的敌人。我是在阅读翼王石达开的相关史料时注意到唐友耕的。唐友耕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人物，但他从来没有被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还原、打量、书写过。他十几岁苦练武功，为父报仇手刃数个仇敌后，亡命江湖，依靠武功成为当地“帽顶”（袍哥老大），又是烟帮的头目。后来参加李蓝农民起义军，在攻打宜宾时“觉悟”，投靠官军，开启了他倒转刀头、一心维护正朔的人生。一步一步获得提升。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只能把杀戮视为人生的最高律令。一个人从杀戮中获得技艺，从血泊中提纯对生命的经验，并扩展至他的刀刃之外的世界。他还与四川很多大人物有关。由他的人生踪迹与感情踪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云南的官场规则、司法内幕、军队实情、社会经济水平、起义反抗者的激烈缘由以及当时的民情与民俗。

封面新闻：《踪迹史》中，您对石达开凌迟过程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读之令人久久不能抽离。在写这段内容的时候，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呢？你为什么对石达开这个人物格外青睐？

蒋蓝：如果揭开“农民起义”这个标签，石达开首先是一位义气恩重的人物。在他的一生里，没有“投降”这个词。他有很多机会逃走，但他以忍受凌迟之力，实现了“舍命以全三军”的诺言，让四千多子弟兵活了下来。其次，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一代群雄里最为悲剧性的人物，他是大智大勇者，他的一生成为了中国古代英雄的最高范式。在我书写石达开等四人在成都遭到骆秉章凌迟的一章里，你会发现，我用想象去修复历史的写作秘密，而不是采用虚构和戏说。

人物的行踪可以勾勒一个具体时代

封面新闻：一个作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方法，是不容易的。“踪迹史”的写作，经历过怎样的学习、琢磨过程？

蒋蓝：“踪迹史”是我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在这个过程里，思考了很长时间：踪迹史与传记有区别吗？传记是为传主服务的；踪迹史不是为传主树碑立传的文体，它是利用一个人物的自然地理行踪与交际行踪，从而勾勒出一个具体时代的山川风物、具体人物的生老病死与时代作用于具体人事的喜乐伤痛。“踪迹”是我研究历史的方法论。

封面新闻：从你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你有巨大的阅读量。阅读内容是怎么具体进入你的写作之中的？

蒋蓝：我平时文化讲座很多，听众总以为我记忆力很好，这不假，其实记忆是有感情的记忆。巴蜀史料（纸上的和田野的）我一直在收集、阅读。我总是在大地上不断寻找这些史料留下的现实痕迹和体温，这叫田野还原法。我做了详细的阅读笔记，一查即有，并在写作中予以引证，就手到擒来。散文中的考据，散文里的跨文体，散文里的思想崛立，一直是我思考的所在，散文如何与历史地理进行结合，我想，《踪迹史》做到了我所能做到的极限。比如，围绕1850--1949年这一百年的西南史料，人物、风物、名物、传说、地望等等，我搜集的这方面资料比较多，逐渐在我的视野里形成了一种我的分类法：人物类、风物类，小处着眼，细节是我们铭记历史往昔的钥匙。

封面新闻：你善于发现一些不被主流史学界重视的历史人物。比如一些被称为是“二流历史人物”的，被你发掘出很重要的历史意义来，比如唐友耕，何崇政，凌君如等。敏锐发现、挖掘历史是一种罕见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怎么形成的？

蒋蓝：我是一个有些另类的作家。发现被宏大历史叙事所不屑、坦然忘记的人物，是我近十几年努力为之的工作。因为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空间所固有的特殊痕迹与际遇。这需要发现之眼，需要另类的反向思维。发现之后需要有目的地阅读与考察。既有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天性，也有后天持续多年的修为，但后天努力更重要。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张耀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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