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票证”时代

□黄莺儿

搬家整理杂物，翻出一些旧东西，看着手上一斤两斤的粮票，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时候，因为市场商品供应不足，为了保证国民基本生活需要，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发放各种商品票证来分配商品。从我记事时起，我国的票证就有粮票、肉票、食用油票、布票、肥皂票、香皂票、灯泡票、蜂窝煤票.....甚至有草纸票、水瓶票、粪票等等。北方冬季寒冷，一到秋天就需要储存过冬的大白菜和白萝卜，于是，每家有白萝卜供应票10公斤、大白菜50公斤；南方豆类多，每家人凭户口本领副食品券一张，上面有很多两寸长小纸张，分别是豆票一份、腐竹半斤、粉丝一斤、金针木耳票等等。

粮票布票分各省和全国通用的两种。父亲在部队工作，有少许全国粮票，那就是稀罕紧俏物品。有人要出差，有人要去外省，托人找我家换全国粮票，母亲愿意帮助人家，说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197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医院，我在部队是每个月定量32斤，部队统一管理吃大锅饭。下地方后，我的粮票每个月27斤，女孩子家是吃不完的，同事家有“四大金刚”，四个男孩子个个能吃能喝，他们家的粮票每个月都不够吃，瓜菜代粮是经常的事。当时，我同母亲商量，把家里和我节余的粮票每个月给他一点。母亲立马赞成。母亲教我，给他粮票的时候，要把粮票装在一个牛皮信封里面，而且特意避开所有的人，悄悄地交给他。到了1985年我到重庆药校读书，粮票有结余，我们把四川粮票换成全国粮票，用挂号信寄到广州，请亲戚帮我们用粮票在自由市场去换各种生活用品，诸如袜子、毛巾一类东西。

肉票每人每月半斤，食用油2两，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我在医院上班，要保证全家人一个星期吃一次肉，就不可能把肉票拿到医院食堂去买肉吃。每次值班到食堂买饭，看见别人拿肉票去买蒜苗炒熬锅肉、粉蒸排骨、蒜泥白肉，嘴巴馋得直吞清口水，心里羡慕得紧，面上还不露声色，买一份5分钱的炒藤藤菜或者一毛钱酸辣凉粉打三两饭，躲在一旁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吃完去接班。

有一回中午去买饭，买饭的窗口只有我一个人，那个慈眉善目的大师傅，准是看透了我的心思。他先装模作样地问我，带了肉票没有，然后对我又眨眼睛又努嘴，让我交钱买一份五毛钱的胡萝卜红烧肉，我喜形于色一手伸出铝饭盒，一手交出五毛菜票。正在这时，一惯周吴郑王的伙食团团长挺着个大肚子，慢悠悠地镀步过来，边走边念叨，“肉票要收哈，明天去割肉要肉票的喔！”我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他发现我和大师傅之间的猫腻。好在大师傅反应很快，他一把收了我的菜票，放到装菜票的木头盒子里，一大勺子胡萝卜红烧肉就打入我的饭盒里面，然后用木勺子给我打在了饭盖上。我转身端饭盒走人，连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上一句。事隔几十年，我仿佛还能看见大师傅和蔼可亲的笑脸，对我挤眉弄眼的小暗号，还有那好吃的红烧肉，现在回味，还禁不住要流口水呢。

1976年，我交了男朋友，关系敲定准备领结婚证的时候，父亲说要送我们一辆上海“飞鸽”牌二八圈自行车。那时候的自行车很俏，基本上属于有价无货，即便是百货公司里面摆着自行车，没有一张自行车票，那也是买不出来的。三番五次，求爹爹告奶奶，好不容易弄到一张自行车票，到仓库提货时，只有女式车，没有男式车，这票就只有作废了。气得人心尖尖都疼！等吧等吧，找呀找呀，终于又找到了一张自行车票，买回了一辆崭新的上海牌“飞鸽”自行车。

长达近三四十年的“票证”时代，深深地烙入了当年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永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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