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县志》说“达县有党人,自刘士志始”。刘行道确是达县、四川教育界的名人,反清的斗士,辛亥革命的先驱。
刘行道,字士志,举人,达县河市镇纸槽湾人。1893年,刘行道中举,曾就读成都尊经书院,1901年主讲于达县汉章书院,与达县宝芝乡白衣庵吴德潇之长女结婚。举人吴德潇曾任浙江钱塘、绍兴、西安三县县令,维新变法前与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一起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与刘行道有诗唱和。
刘行道早年参加同盟会。1905年任四川高等学堂经史教习兼附属中学监督(校长),1906年创办达县中学堂(达一中前身)任监督。1909年应聘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史学教习,后以内阁中书,充光绪实录馆协修,卒于京邸,著有《永思堂文集》。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曾赞曰:“刘君死,川东正气消亡矣!”《达县志》说“达县有党人,自刘士志始”。他确是达县、四川教育界的名人,反清的斗士,辛亥革命的先驱。
1902年,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组建四川大学堂,年底改称四川高等学堂。刘行道在四川高等学堂任经史教习时,经历了两位监督:胡雨岚、周紫庭。高等学堂附属中学1907年秋季开办,第一任监督是徐子休,第二任即刘行道。先招了甲乙两班学生,1908年春季招丙班,此时刘已当了监督。当时中学是五年制,不分高初中,春秋两季招生,附中学生毕业后可直入高等学堂正科一类或二类,教员多由高等学堂教习兼任。
对刘行道先生,他的学生李劼人(《死水微澜》作者)有满怀深情的长篇回忆文章,周太玄也有充满激情的追忆:“我们关于国学方面的教习都是一时之选。同时也含有人格感化的作用,内中尤以我们同学至今同声感念的校长兼历史教员刘士志(行道)为最好,他待我们如子弟,与他相处如家人;赏罚不拘形式,教导注重感化。他是一个抱有民族思想的人……”
先生在学堂的时候极多,除了自己读书和教课外,教务、监学办公室和教习休息室二处是常到的。巡视讲堂、自习室、寝室没有固定的时间。学生有疾病,随时问询医药,厨房厕所必求清洁。菜蔬不求精致,但要做得有滋味、干净。
刘行道管理学生是严厉的,早晨按时起床点名,洗漱后不能再进寝室;晚上下晚自习后,才能入寝室。灭灯之后,强迫睡觉。就餐时整队入堂。星期日薄暮回校,迟到记过。在刘当监督的任内,学堂的学风良好。
刘先生在附属中学的学生中著名的有:李劼人、郭沫若、魏时珍(1918年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学会”)、蒙文通(北大、川大教授,川大历史系主任)、周太玄(著名生物学家,被誉为“一代通才”,曾任中国科学出版社首任社长)、王光祈(1918年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学会”,曾介绍毛泽东、张闻天等入会,中国现代音乐学奠基人)。
光明公正 热忱谨严
先生对待学生一向光明、公正、热忱、谨严。当时有两个年轻的学生,犯了小孩子在一起时难免的错误。丙班有三个学生认为太不道德,太有伤风化了,并且认为刘先生的处理不当,于是挺身而出,扛着一面无形的“正义”大旗,攻向监督室里要求解决。经刘先生出乎意外的心平气和而且极尽情理的解释,旗子似乎有点飘摇起来。
刘先生说:小孩子不知道利害的糊涂行为,应该予以教训,使其明白这是不好的,并且有损于他们自己。但先要保存他们的耻,然后他们才能革。我们决不能因一点小过而火上加油,弄到犯过者虽欲悔改而不能。至于两人的过失,尚未如你们所说的之甚,不过行为有其可疑之点而已。我们只能好好地指教之,连挂牌记过都说不上,何能即便指实,从而渲染,将人置于不可复生的死地呢?此话极尽情理,已将大多数学生说服了。但那三个学生还不肯折服,不过已由攻势变为守势。
刘先生本可不再理会三个“道学者”,但他仍叫小工将三人请至教务室。先生先是冒火,忽然向着三人作了一个大揖道:“敬先生、梁先生、蒙先生,三先生者,维持风化之先生也。如其他们家庭责问到学堂,我兄弟实无词以答,只好烦请三先生代兄弟办理好了。”三位学生的旗、盾一齐倒下了,两个学生并未作牺牲,三个道学也大得刘先生的称许。
在他两年监督任内,并没挂牌斥退过学生。他的理论是:人性本恶,而教师之责,就在于如何使其去恶迁善。他的教育理论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
先生对待学生,一向公正、坦白,不存成见,同时又通达人情。他的方法是:不摆师长的架子,不在形式上要求学生的一切都适合于章程规则。他看学生,只不过是一种璞,而且每块璞各有其品德,各有其形式;他是手执琢具的工师,他要把每块璞琢之成器。刘先生之教育,古代叫“因材施教”,今天叫“以人为本”“人性管理”,运用了教育心理学。妙哉!
全力争取 独立办学
刘先生是高等学堂教习,由高等学堂监督聘请兼附属中学监督,胡雨岚未死时,中学的用人、行政全由刘先生作主,高等学堂的同事也处处予刘以便利。周紫庭接任后,高等学堂管钱粮和庶务的渐渐划起界限来了,这使得先生萌生了将附属中学独立出来的念头。
宣统元年(1909年)秋季,成都全体中学堂在南较场举办了一次运动会。附属中学的甲乙两班表演枪操,所用的九子枪,自然是高等学堂备有的;而高等学堂的学生也表演枪操,这一来,枪自然不够了。
运动会开幕的前两天,刘先生生气地告诉甲乙两班学生说:“今天你们下了操后,顺便把枪带回来,放在各人寝室里。”高等学堂的办事人多次来要枪,刘先生总是笑嘻嘻答道:“只怪你们办事不力,为什么不早预备,我不管!”于是高等学堂学生百多人,集体到附中食堂里,声言不拿枪,不肯走。
刘先生一面叫学生将寝室门锁了,不要理会;一面亲自到高等学堂,找到办事人很不客气地责备了一番。结果,高等学堂赶快去借枪支,索枪的学生静静地坐了一会便散走了。
运动会举行那天,专为高等学堂的学生备了午点,附属中学学生则没有,学生都愤愤然。这显然给了刘先生一个争取独立办学换招牌的良机,先生不知费了多少力,费了多少唇舌,终于争到了将附属中学从高等学堂把经费和行政划分一部分出来,成为一种半独立的中学,遂改名为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
1910年,刘行道因策划刺杀摄政王失败后,被清廷逼其吞金而逝。著有《永思堂文集》等流传后世。
先生为达县、四川的教育事业拓荒、奠基、育人,功不可没。善良、舍己、献身的人,人民一定会永远记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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