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霍韬晦先生 曾为两岸学术交流搭桥的“新儒家”

【编者按】霍韬晦先生于6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逝世。霍韬晦先生于1960年代考入新亚书院成为唐君毅弟子，后赴日本留学，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20多年。唐君毅辞世后，主编有30卷的《唐君毅全集》。佛教学者何燕生撰文追思与霍韬晦生前交往二三事，本文原题为《“悲情永在”：缅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搭桥者霍韬晦先生》。1994年12月24日作者何燕生（左）与霍韬晦先生（中）合影于香港法住学会

霍韬晦先生于6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逝世。我是次日凌晨通过微信朋友圈得知这个消息的，感到非常的震惊。在我的印象中，霍先生性情温和，精力充沛，而且还通中医知识，在与他的接触中，从未看到他身体有什么不适的地方。仁者寿！我一直认为，霍先生至少能够活到100岁。其实，我对霍先生的这种印象，说起来也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先生才50岁出头，风华正茂。我最后见到霍先生是1994年。这20多年来，先生的事业不断壮大，由原来的“法住学会”，发展成“法住机构”，会员数以千计，并且还在内地建有文化基地，举办各类读书班，开设各类国学讲座，弘扬中华文化，日理万机，霍先生肯定非常劳累，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霍先生享年78岁，人生无常，但霍先生的精神将永远常在。

我与霍先生接触的机会其实并不很多，共计起来，可能就那么四五次。最后见到霍先生是在1994年参加由他举办的“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之后，我留在日本的大学任教，由于工作繁忙，再也没有机会去香港参加霍先生举办的会议。尽管如此，对于霍先生在香港的事业，或通过网络，或通过海峡两岸的朋友，常有了解，也常打听霍先生的健康。

得知霍先生仙逝的消息后，一直觉得应该写点文字，以表达自己对霍先生的感恩之情。但又一想，我与霍先生接触的那几年，自己还不到30岁年龄，毕竟还是一个无名小辈，而且自那以后多年来又很少联系，在霍先生的记忆里，也许早已淡忘了。然而，我一直认为，霍先生是“新儒家”中最有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拥抱中华文化，是儒佛精神的践行者，特别是我参加的由他举办的那几次学术会议，是在海峡两岸人员交流尚未实现“三通”、需要通过第三地来进行的特殊年代举办的。霍先生利用由他创办的法住学会这个平台，每年举办不同议题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三地学者相聚香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我记忆中，霍先生举办的这个国际会议应该是当时海峡两岸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唯一的一个学术平台，霍先生为加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所做的贡献，令人敬仰，而我本人作为后生晚辈，能够参与其中，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感到无比的荣幸。想到这些，觉得还是应该写几句，把它记录下来。

作为我们这个年纪从事佛教研究的人，最初对于霍先生的了解，大都是通过霍先生的著作，我也是一样。霍先生的佛学教科书《佛学》二册、译著《欧美佛学研究小史》（著者J.W.de Jong）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我们大陆学子了解佛学知识和海外佛学研究方法及其现状的重要著作，对我自己来说，可谓受益匪浅，同时对霍先生熟练梵文和日语的学问功底，深怀敬意，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聆听到他的教诲。

1988年，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那是在武汉，霍先生为了筹办纪念唐君毅先生的国际会议，特地来到武汉，拜访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目的是向萧先生了解唐君毅先生的情况。因为，霍先生是唐君毅先生的弟子，而萧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同为四川人，萧先生的父辈与唐君毅先生有世交。萧先生便请霍先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做了一场学术讲座。我也聆听了那次的讲座。已记不清讲座的题目，但记忆中好像涉及到唯识学。唯识学是霍先生早年的学术专长。当时一起听讲座的还有硕士在读的何建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印象中何建明还就与“转识成智”相关的问题向霍先生提问。霍先生带一副金丝边眼镜，西服革履，风度翩翩，温和儒雅，又是来自香港的“海外华侨”，这对我们刚刚脱掉人民装的当时大陆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印象深刻。1988年末，纪念唐君毅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在香港法住学会举行，我的老师萧先生应邀赴会，并发表了论文。据悉，这是法住学会创办以来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二次见面是1989年春天，也是在武汉。霍先生此次是为了筹办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特地来武汉了解与太虚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太虚的一系列佛教改革举措，大多是在武汉实施的。比如武昌佛学院的创立、《海潮音》杂志的创刊等。萧先生当时让我陪同霍先生一行去归元寺拜访当时的住持昌明法师。我记得霍先生见到昌明法师后，当面邀请昌明法师出席预定年末在香港举办的太虚会议。

作为法住学会第二届国际学术会议，“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如期于1989年12月27日至31日在香港举行。在萧先生的推荐下，我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那年我才27岁，说实在的，真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准备的论文题目是《太虚大师在武汉的弘法活动及其新的佛教思想》。这篇文章，尽管现在看起来，觉得稚气满篇，不够成熟，但在太虚研究尚处于一片空白的当时，算是尽心尽力了。我记得，武大老图书馆（现在的樱顶）和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是我当时常去的地方，而当时查阅民国时期和港台的期刊，比如《海潮音》，需要办理手续，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暑假期间，还去过北京图书馆和法源寺内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查阅资料。那时，去香港，相当于出国，还得办理签证手续。我记得大陆地区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都是国家教育部统一办理手续并下文的。武汉地区获准参加会议的，是我和同事罗福惠，归元寺住持昌明法师走的是另外的途径，也如约参加了会议。12月27日，我们一行乘坐火车，先到深圳，然后办理出境手续，晚上抵达香港，住进了离法住学会不远的一家酒店。因法住学会地址在九龙的“窝打老道”，所以一路上昌明法师非常风趣的一再说这个街名取得有趣。

翌日会议开幕。我记得大陆到会的学者有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尧、人民大学的方立天、张立文和国家文物局的郭旃、复旦大学的王雷泉、南京大学的赖永海、山东大学的刘大钧、王晓毅、台湾大学的杨惠南以及蓝吉富、陈慧剑、游祥洲、传道法师等、香港本地的有唐端正、谭世宝等、加拿大的冉云华、美国的唐力权和日本的小野田俊藏等，共计40余人。我除了宣读论文外，还在会场上播放了自己采集带去的有关“武昌佛学院”旧址和“太虚大师舍利塔”的幻灯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会后，这些幻灯片，我赠送给了法住学会。这次会议是1947年太虚圆寂后，海内外学界围绕太虚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其意义不言而喻。其中我还记得，围绕太虚的思想特色究竟是“人生佛教”还是“人间佛教”的问题，海峡两岸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意见似有分歧。迄今海峡两岸学者似仍在讨论这个议题。

《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

会后，台湾学者杨惠南、蓝吉富和游祥洲等一道赴大陆考察，在联系住宿和购买机票方面，我提供了一点帮助。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北京酒店少，住宿非常的紧张，机票更是一票难求。通过这次会议，我结识了不少海内外学者名流，这对于初出茅庐的当时我来说，无疑意义深远。至今我还保持着与他们之间的“跨代”交流，每次见面时，总要提到这次会上的“结缘”之谊。会议期间，我常与霍先生有交流。因为霍先生曾留学日本大谷大学，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聊一些日本佛教和佛学研究方面的话题等。

由霍先生举办的“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会议于1994年12月23日至27日在香港法住学会举行。当时我已在日本东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从日本仙台乘机去香港参加这次会议的。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法住学会的国际会议。我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论文题目是《日本佛教的圣俗关系论》。我记得此次参加会议的学者有美国华人学者傅伟勋、成中英、唐力权和台湾学者唐亦男、吴汝均、林安梧、龚鹏程、郑志明以及大陆学者郭齐勇、赖永海、冯达文、陶思炎等。大陆佛教界代表净慧法师也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就我个人来说，在此次会议上，我与傅伟勋先生的结识，是我最大的意外收获。关于傅先生的名字，之前曾读过他的专著，比如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非常有名。而且，傅先生于1989年陪同星云大师回大陆探亲路过武汉时，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曾让我联系过相关的接待单位，对于傅先生有过间接的了解。但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傅先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得知我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而且博士论文题目写的是关于道元禅学，会议期间便常用日语与我沟通，并告知我他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道元的书，将在台湾出版。非常巧合，我当时带去了一篇不久前在日本发表的关于道元禅学研究的日文论文的抽印本，遂当面请他指教。后来傅先生的《道元》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并获赠一册。傅先生在书中特地介绍了小文的观点。我后来将道元的《正法眼藏》中译，在中国出版，也受到了傅先生的鼓励。总之，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使我结识了更多的学者名流，这些对我日后的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1994年12月23日至27日在香港法住学会举行的由霍韬晦先生举办的“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会议上的部分学者合影。左起：何燕生、唐亦男、赖永海、龚鹏程、傅伟勋、游祥洲。摄于1994年12月24日香港法住学会。

我目前的学术研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围绕以太虚为中心的近现代佛教的研究，另一个是围绕以道元为中心的中日禅佛教思想交流史的研究。如果追根朔源，理所当然地与近30年前参加的这两次会议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参加由霍先生主持的法住学会举办的国际会议的次数不多，但它对我的学术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此，我一直感激在心。几年后，我先后邀请了东南大学陶思炎和台湾辅仁大学郑志明来日本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他们二人都是在由霍先生举办的国际会议上结识的朋友。还记得他们曾坦诚的对我说，如果没有香港的那几次会议，我们不可能有缘相聚日本。霍韬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初期两岸尚未实现“三通”的特殊年代，主动地利用香港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地缘，为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学术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令我们永远缅怀。

霍先生为“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的召开撰写了一副对联：“正见难行，几人会得僧革命；悲情永在，百载终证愿无穷”。对联虽是霍先生对太虚作为“人间佛教思想”践行者的精神的一种赞扬，但在我看来，同时用于表达由霍先生率领的法住机构同仁对中华文化深怀的一种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也应该是很恰当的。

2018年6月8日晨匆匆写于日本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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