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49年后心路历程

1950年3月，经历过“自杀未遂”之后的沈从文，“考”入华北大学，后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从这时起，他的新生的思想开始真正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无论是学习文件和理论，还是撰写思想总结和汇报，他都做得兢兢业业。学习之余，他“还把一双手用来收拾毛房便池，当成主要业务”。同时他还在致程应镠总结了自己的过去并展望了未来：“我的双手胡写了二十五年，说了多少空话！如今来这里重新用用手，也正可见新国家的需要。”这期间他继续劝说侄儿黄永玉回国参加建设，鼓励友人好好工作，为国家做贡献。在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议后，他撰文《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议以后我的感想——我的检讨》再次表示要“学习靠拢人民”，“把工作态度向他们看齐”，“学会沉默归队”。对于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他表示不理解，曾在友人张梅溪的信中写道：

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学习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只一天间为打扫打扫毛房，想发动大家动动手，他们就说：“我们是来改造思想，坐下来改造好了，好去为人民服务。”我说：“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好思想。”没有一个人同意。

沈从文当年的同事史树青也回忆说：“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可以想见，革大的绝大多数学员并非真正去改造思想，他们本身或者本来也不想接受教育、改造，他们是去走过场的，所以大都吊儿郎当。而沈从文却与他们不同，因为他在此前已经实现了思想的初步改造，他是按照革命家、理论家和书本知识来设计自己的学习生活，所以看到那些不良现象他才会感到气闷。不仅如此，他还有更深入的思考，在致张梅溪的信中他写道：

初初来此，即为一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迫扭秧歌，三十年和旧社会种种从不妥协，但是一误用民主，便有如此情形。马列也未必想到！这一切也都很好，是一种教育。对我意义尤好。

似乎都会夸赞《文艺座谈》，可不能理会《文艺座谈》的素朴性，及《共同纲领》有关文学艺术的目的。

据此可以说，沈从文是真诚面对改造的。他对学习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和问题提出批评和表示担忧，也恰说明他是最优秀的学员。因为他的不满是以主人翁的姿态思考问题的结果，而不是旁观或“恶意”的批评和抵制。这可以在他这段短期培训期间所写的《时事学习总结》《我的分析兼检讨》《总结·传记部分》《总结·思想部分》等三万多字的学习心得以及大量的私密文字中求证。尽管在公开场合里，沈从文在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我的感想——我的检讨》中宣称自己“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但私下里给张梅溪信中他却认为，自己“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

丙丁成绩不能说明问题

至于沈从文在革大的成绩多是“丙”“丁”的问题，论者常以此为据说明沈从文思想和行动上不肯合作，是事实上的无声“反抗”，但事实与这样的判断是有出入的。沈从文的成绩“不理想”，并非是他不合作、不努力，更不是有意“抗争”，而是他太投入、太认真的结果，是他的愚诚和老实使他“倍受其害”。可以想见，当时的考试虽与当下的不同，但规则或许是一样的。其中政治理论科目“分数不高”，大概主要源于沈从文不能死记硬背，或者还有其他考场因素。而其他操行的评判，大概要靠群众基础了。沈从文的学生马逢华在《怀念沈从文教授》中更是直观地呈现出实情：

沈夫人等我坐定之后就说：“你看从文一点都不进步，在革大‘总结\’的成绩尽是些丙、丁！沈先生很平静地说：“当然尽是些丙、丁。分数是‘民主评定\’。指定的东西，我一字一句地读，讨论的时候，却尽是那些不读书的人发言；你跟他们讲，他们不懂。打扫厕所，洗刷便池，全都是我一个人干，在讨论‘建立劳动观点\’的时候，却又是他们发言最多。我帮助工人挑水，在厨房里跟厨师们一面帮忙，一面谈天，他们又讥讽我，问我是不是在收集小说材料。晚上在宿舍里，他们尽说些‘想太太想得要死呀\’之类的下流话，你要我跟他们谈得来？分数全由他们‘民主评定\’，我当然只能得丙、丁。”

可见，所谓的操行评语以及丙、丁成绩等都是有水分的，甚至与实际大相径庭，因为这实在是沈从文的不善交际导致的。如果用理想的标准来评估，沈从文的不足，只能表现为他没有公开与这些“丑恶现象”“作斗争”。当然，对于“已经失去说话的意义”的边缘人来说，这样的要求显然过于苛责了。不过，据此可以定论，如果对这次思想改造进行量化评判，沈从文的成绩不应该是丙或丁，而应该是甲。

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沈从文主动撰写了《我的学习》。文中，他不但检讨了自己以往“在工作中自高自大，脱离群众，游离于人民革命以外的超阶级胡涂思想”，也提出“领导方面如何即可以使政治本身从不断修正偏差中，成为一种完全的艺术”等问题。

或许沈从文觉得这样的“学习”还不够深入，又在1951年秋重新写了一个《我的学习》，完稿后交给丁玲把关，并于1951年11月11日和1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大公报》。在这篇长达7000多字的思想检讨中，沈从文剖析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我原出身于破产地主旧军阀家庭子弟，从这种可怕环境背景中长大，阶级本质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针对自己思想的转变，他总结说：“政治哲学的深刻诗意，不仅仅是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先进著作中，从毛泽东伟大著作中续有发挥，也在一切琐琐人事中，发现了无处不有个党性和政治性的联系。”结合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思想实际，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并非是违心的，而是他自己真实的思想心得。

时时刻刻想到党

为了更加“进步”，沈从文不顾林宰平等人的劝告，带着丁玲“凡对党有益的就做，不利的莫做”的“嘱托”，离京赴四川参加土改工作。他在私下里给张兆和的信中表示：“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

在土改中，沈从文也的确加深了思想认识，他让妻子劝金岳霖“想法参观一次”，说：“只一个月。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必比读五本经典还有意义甚多”。他在致杨振声的信中感慨地说：“农民问题以至于有关土改文学，以教书言，不身临其境，说亦说不透彻也。”他还在致张兆和的信中不无愧悔地写道：“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脱离人民，渺小的可怕。”

当然，最能体现沈从文思想“进步”的是，在给孩子沈龙朱、沈虎雏的信中，他说：“要入党，才对党有益。我就那么打量过，体力能恢复，写得出几本对国家有益的作品，到时会成为一个党员的。工作搞不好，就不。”如果结合1959年他致沈云麓的信，可以得出结论，沈从文的确曾有过入党的愿望，而且他将这个举动看得很神圣、虔诚。

沈从文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回京后，他随即投入到接近尾声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并根据需要撰写了《“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

沈从文的“进步”还可以从开明书店“烧书”后的表现中看出来。在得知“烧书”的消息后，他的心情可以想见，但他除沉默接受外，还在致友人道愚的信中颇为振奋地说：“这种成毁是极有意义的，对个人工作言，就是一种极好的教育。和‘人民\’脱离，对‘人民\’无益，结果就是这样。……国家重要，个人实渺小不足道，个人工作成毁更不足注意！应时时刻刻想到国家，想到党。”

沈从文的“进步”也得到了上层认可，先是陈赓接见，后应统战部长李维汉之邀列席宴会，1953年还被安排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终于如愿以偿地“活动在社会的上层”。

沈从文这样“谦虚”“沉默”地“进步”，终于得到出版作品的机会。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在《沈从文小说选集》中慎重地选择了比较具有“反封建”意识的《阿金》《萧萧》《牛》等篇章，而且为了突出这种意识，他也同巴金、老舍、曹禺等众多作家一样，对作品作了强化式的修改。

沈从文的“进步”之处还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这一时期，尽管创作不顺，而且期间也有过几次反复，但他还是在胡乔木的暗中鼓励下创作了几部“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的作品。如反映在革大学习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老同志》，反映土地改革的《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反映地主“解放”前后生活的《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以及1956-1957年间的《春游颐和园》《天安门前》《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跑龙套》《谈“写游记”》《一点回忆，一点感想》等几个短篇等。

这些作品有一个中心主题，即如他所说：“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好来赞美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

沈从文歌颂的如何呢？如果翻阅这些文字可以发现，不但丝毫得不到审美感受，甚至连政治教化的效果也谈不上，因为行文间的政治说教与叙述太过牵强，而其中的故事叙述、感情抒发和政策介绍简直都是拼贴。

沈从文之“跛者不忘履”，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呢？他曾为此辩白说：“胡写”，“写出来了，不容易”，写出来了便“伟大”，“作品已无所谓真正伟大与否”，“适时即伟大”。他也曾私下里向家人表示过这样一种心理：“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

综上可见，沈从文1949年后的心路历程，并非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的拒绝接受“改造”，而是实实在在曾“改造”过自己的思想。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博士)

新闻推荐

下周启动环保督察“回头看”

8月对21个市（州）实现全覆盖“回头看”看什么●对中央环保督察移交信访问题办理情况进行督察●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

四川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四川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