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去世30年 我们重读《边城》

晚年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沈从文和张兆和。

小说《边城》。

《沈从文的后半生》。

《沈从文的前半生》。

沈从文的速写。

《边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王婧尧

1922年，19岁的沈从文，走出湘西，到北京闯荡更宽广的世界。两手空空的他，并非一无所有。他携带的是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这个“自我”在此后与周围世界的不断摩擦中，逐渐成长、显现。重要的是被他自己发现并且确认，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坚持、扩充，进而发酵，成为他成就独特文学事业的核心种子。1988年，沈从文去世后，他的这份“自我”也得到后辈读者、研究者的挖掘、发现、研究和欣赏。这其中就包括文学批评家、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沈从文的“自我”吸引着张新颖，从1997年至今，他沉浸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已经持续了20多年。

2018年是沈从文逝世30年。大众读者自发地怀念他。他的作品耐读，《边城》、《湘行书简》、《从文自传》等仍是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学者则会思索，沈从文文学的生命力在哪？张新颖拿出他的一本专著《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位为人为文都耐人寻味的作家。四年前，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出版，因见解新颖、诚恳，文笔洗丽，向读者们呈现了一个更复杂的沈从文，受到业内及广大读者的赞赏。此次“后半生”和“前半生”合璧，完整呈现出一个文人，从家乡走向外界，所承受的波折、苦痛与光芒。张新颖说，他之所以对沈从文青睐有加，最终是想弄明白：一个人该如何处理自己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关系，在面对外界与时代动荡的时刻，如何为自己找到一个安放灵魂的稳定磐石。说的是沈从文，但何止是沈从文。一个个体的人生浮沉，活得真诚而执着，痛苦而深刻，在时间的河流中，找到自我，完成自我，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作家何大草说，一个作家最好不要为时代写作，而要为时间写作。沈从文无疑是一位“为时间写作”的作家。

独自探索的“前半生”“任何派别和沈从文是没办法公约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细究《边城》里的故事发生时间，都超过一个甲子了。可是，读来完全无障碍，无隔膜，一切似乎就是发生在昨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多情的翠翠，侠义的天保、傩送兄弟，在沈从文舒缓而柔情的文字传送下，好像依然鲜活地存在着某一个时空。读之，让人有一种超越具体地点和时间的乡愁感。

《边城》里的人物是悲剧性的。但这种悲剧的原因是深沉的，不是表面的。我们很难准确说出，悲剧因为谁的错误造成的。或许是性格的瑕疵，或许是时运不济，总之准确些说应是生命本身的悲剧，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读了以后，感觉自己的世界变厚了，心变轻了。其实也不是悲剧。再读《边城》，很奇妙。不觉得悲，倒觉得喜，因为处处有出路，窄门有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小说在故事发展完了之后，又写当地的人出钱把塔修起来了。那个年轻人也许明天就回来。让人看到希望虽然微弱，但终究还是在，柔韧而绵延。人类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好的作家倒不是他本人的思想有多高深伟大，而是因为他的文字里有种宽厚和内敛，一遍一遍读下去，依然能触摸到那种温度，能读到天地的气息，感受到远古的时间节奏。如溪边白塔旁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如游过石滩载着黑色鸬鹚的小小渔船，时间被拉得很长，边城的声色仿佛融进永恒的宁静。在张新颖的研读看来，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特殊、可贵，正因为文中回荡着“天地的信息”，大于一般的“人的信息”，这个人的位置是在天地之间，而不只在人间。天地浩浩荡荡莽莽苍苍，人在天地里，人的行为、人的生息是和天地互相沟通呼应的，人才更有力量。国外译本将《边城》翻译成了《翠翠》，张新颖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因为翠翠只是里面一个角色，而沈从文写的是有天有地的边城。”

沈从文的文学难以被归类。他出身农村，但他并不批判国民劣根性，他反而看到普通平民身上有很多美德，在船夫、最下等的士兵身上，他寻到了生命的庄严、诚实、诚恳。所以他的小说算不上启蒙文学。他的小说里也没有斗争，因而也算不上革命文学。因而张新颖总结说，“沈从文其实是不能划分到任何流派里面的。像刚才你说的，哪怕和他比较亲密的新月派，他和徐志摩他们关系很好，但他个人的气质、经历以及他的文学，和新月派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也是沈从文很有意思的地方。根源在于他有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我，他坚持从这个非常独特的我出发来看待来描述世界，描述他对这个世界的感触。文学会有潮流，会有派别，那是有一个共同差不多的东西来看待、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这个可以公约的东西才能形成一个派别，但沈从文一直坚持自己非常独特的东西，任何派别和沈从文是没办法公约的。”

默然沉潜的“后半生”偏安一隅的文物研究者

1934年沈从文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了一封封长信。这就是后来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1992年，张新颖读到这些书信，深感震动。尤其是沈从文写道：“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沈从文全集》收录的书信达九卷之多，每卷大概40万字，总共有1500封左右，而其中的八卷300多万字都是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所写。这些书信不是有意的文学创作，但真正保存了那个时代的信息、人的心灵的信息，张新颖认为，这些书信也是“那个时代里特别重要的文学”，这些书信填补了沈从文被迫离开文学界的遗憾与缺失。

张新颖认为，沈从文乘船在河上时写出的这句话，也许普通读者可能会把这些文字当成自然景物描写，可河流除了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劳作和生活紧密相连，它也是一条“人”的河流。张新颖从这些书信中能看出沈从文真正关心的问题，他关心普通人平凡的喜怒哀乐，关心普通人日常的劳动、创作和智慧，他为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而深深折服。

在后半生，沈从文停止他的文学创作，开始从事文物研究。文物研究虽然不是文学创作，但对于沈从文也是精神的好寄托。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很早就表露了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产生的热切兴趣：他早年在湘西当兵，一个月3块钱津贴，但他背包里还装着一份小小的产业，价值远甚于3块钱，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值5块钱的《圣教序》，值2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沈从文为民国人物陈渠珍当过一段时间的文书，陈渠珍的偶像是王阳明和曾国藩，每天读书，就让沈从文管理一个大书房，这一时期，沈从文读了很多古代典籍。他刚来到北京那段时间，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前门一带有许多文物，这为大多数接受了新思潮的进步青年所鄙薄，认为它们毫无价值，可沈从文为着它们流连在那一带，每天在那里揣摩。“研究文物的种子自少年时就埋下，只是经历了漫长的破土时间。”张新颖说。

不过，半路转行研究文物的沈从文，依旧选择文物研究中的窄门。因为他研究的不是精妙的工笔画或庙堂上的青铜器，而是历史上寻常百姓人家使用过的衣物、扇子、马鞍、镜子、杯子和破破烂烂的布。他要从中寻找普通百姓、民间的智慧信息。他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同行说他浪费国家的钱，甚至专门为此开了个拒绝浪费的展览，展出的物品就是沈从文买来的“破烂”，还要他陪同参观。沈从文还被派去做解说员，给一拨又一拨观众耐心、细致甚至庄重地讲解文物，观众中有学戏曲的女孩子，有乡村干部，有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有老大娘，也有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虽然做的工作不受重视，但他对自己有信心。他曾经在给丁玲写信中提到，自己暂时不回去写作，“因为写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就去做我的杂文物研究好了……我做这个研究，给后代留一份礼物吧。”

195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沈从文在上海。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画了一组速写。在外滩的渡桥上出现的轰轰隆隆而过的游行队伍之外，沈从文看到的是依然是沉静的水。在其中一幅从一扇半开的窗户望出去的江景图旁，他写道，“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这就是沈从文。他要给后代留礼物。这份礼物中，最有分量的当属《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后代学人称为是“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

“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很多人喜欢这样评价沈从文。但或许比起是否能得诺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多远。1988年沈从文去世，可关于他的研究从未间断。张新颖认为，如果把沈从文这一代的作家比成球星的话，上半场的他们光彩夺目、文字激昂，下半场却被时代淹没，大多数作家的文学生涯都是不完整的。沈从文不一样，他的后半生和前半生一样精彩，甚至可以说，他胜在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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